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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弹

“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发布暨低生育率应对研讨会”第四弹为全球与中国低生育率的系列报告的后两篇，内容提要如下：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 张蕾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汤梦君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生育支持政策》

1、中国的低生育率有其独特性

2、生命周期视角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以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为首要目标，充分赋权有生育意愿的夫妇及其家庭

3、生命周期视角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的核心层面在于鼓励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转变

4、生命周期视角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的拓展层面在于为在职育龄夫妻在职场与家庭中进行赋权，给予提供家庭代际照料的老年群体足够的社会支持

5、中国能否走出低生育率，实际上取决于政策力度和实施能否破解当前低生育的社会意识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讲师 Victoria Boybell

《低生育率应对的思考：基于亚洲四国的研究》

1、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生育率并不会稳定在更替水平，而是具有异质性和不可预测性

2、对于低生育率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转变

3、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和推迟生育是低生育率的驱动因素

4、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基于不同的人口社会背景，效果也不尽然相同

5、国际合作中低生育率的政治优先地位在提高

6、在中国，与生育相关的行为、观念、政策等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生命周期视角的生育支持政策研究

1.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共性与独特性

从全球来看，影响生育率的核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职育平衡、性别平等、托育服务、现代避孕技术和社会文化观念等。欧洲构建了包括现金补贴、育儿休假、托育服务、就业激励在内的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东亚社会沿用了欧洲的经验，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提醒我们关注文化上独特的强势作用。

在中国，低生育率的独特性在于转型社会进程中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加速、家庭代际照料支持的削弱，以及区域间不平衡，以医疗卫生、妇幼保健以及儿童托育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当前，全社会可能已经在少生的内在文化上面形成了自觉性。

2.生命周期视角生育支持政策框架

生命周期视角生育支持政策框架以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为首要目标，同时充分赋权有生育意愿的夫妇及其家庭。既要保障婴幼儿健康发育及成长，减轻育龄夫妇面临的经济压力和职育平衡的矛盾，同时需要为能够提供代际照料的老年人群体提供支持。

该框架着眼于两个层面综合设计：一为核心层面，即鼓励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转变。包括普及6个月到3岁的低龄幼儿托育服务，建立孕产妇生育之后以及产后一年内夫妇双方的陪产假制度，以及向经济困难家庭提供收入补贴。

二是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拓展层面，包括降低教育、养育成本，提供高质量的生殖健康服务，为在职育龄夫妻在职场与家庭中进行赋权，以及为提供家庭代际照料的老年群体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该设计思路有赖于对当前政策支持效果的评估，以进一步修正。

3.当前生育支持政策概览与展望

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时间支持、经济支持与服务提供。其中，时间支持维度包括产假、陪产假与育儿假；经济支持维度旨在降低教育、住房的成本压力，包括个人收入税的减免、双减制度、购房优惠及部分地区儿童津贴的试点；服务提供则包括普惠性的托幼托育服务，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女性再就业培训，产前产后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辅助生育制度。

中国能否走出低生育率，实际上取决于政策力度和实施能否破解当前低生育的社会意识。在学术上，应建立完整的评估框架厘清政策效果，例如在产假等设置上，由于假期成本由企业承担、并无父亲“不休即废”的假期制度，可能会潜在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其次，应了解当前育龄青年婚育需求，并丰富多种测量指标细化对我国婚育进程的深入研究。

在政策上，也可从核心层面和生命周期拓展层面共同推进，着力扩大生育支持系统的收益范围、建立起全面可负担的养育支持体系，同时提供职育平衡支持、加速公私领域的性别平等进程以提振婚育信心，建立儿童保护政策、代际支持政策等以塑造全周期型婚育友好环境。

低生育率应对的思考：基于亚洲四国的研究

本报告通过对低生育率相关学术研究文献和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报告、政策文件等的回顾梳理，以及对中国、印度、伊朗和越南这四个亚洲的典型国家的案例分析，提出了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思考.

1.关于低生育率研究的五点重要发现

（1）人们对低生育率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影响，但实际上，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生育率并不是像传统理论中认为的会自动稳定在更替水平，而是具有异质性和不可预测性。

（2）对于低生育率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转变。一方面低生育率带来了人口红利，生育率下降降低了抚养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低生育率也带来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于低生育率对经济、社会、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的担忧。

（3）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和推迟生育是低生育率的驱动因素。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市场，其面临着“家庭-工作”平衡的困境；在育儿、家庭照料、家务分配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精细化”的育儿观念提高了对养育孩子过程中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的预期；住房成本增加，金融、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等，这些都是推迟生育或者生育数量降低的重要诱因。

（4）哪些生育支持政策组合更加有效或“正确”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因为不同的政策基于不同的人口社会背景，不具有可比性，且对不同人口、不同人群的作用也不尽然相同。

Sobotka等（2019）关于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研究发现政府对家庭的财政支持与所有的生育指标都有正相关关系，研究指出减轻在职父母的养育负担，尤其是确保产假后高质量的、适应父母工作时间的儿童托育的可及性对维持更高的生育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但总体而言，想要真的切实有效地提高生育率，需要包括降低生育抚育成本、为家庭提供生育抚育支持和补贴、协调“工作-家庭”平衡、提供生殖技术服务支持等在内的不同政策的组合，并适应不同人口背景和社会转变的现实状况。

（5）国际合作中低生育率的政治优先地位在提高。快速的人口变化，尤其是老龄化被视为是对人力资本、资源和生产力的威胁。鉴于经济增长仍然是衡量进步和成功的首要标准，“人口负增长”已经成为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新的关注点。

2.案例分析：中国

在中国，与生育相关的行为、观念、政策等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人口控制政策逐步放开，但由于女性在儿童照料、“工作-家庭”平衡等方面面临的困难，生育意愿仍然较低。

较高的抚育成本均由家庭承担，包括孩子照料成本以及高企的教育投入等，这是使得生育意愿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对不孕症等的治疗技术和服务等支持也尚不完善。

3.应对低生育率时需要注意的共性问题

（1）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

（2）不同国家的低生育率水平和趋势并不相同，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不同的人口背景和变动趋势，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政策对生育和养育的支持作用，促进生育率提高

（3）性别不平等将对低生育率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在生育支持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要考虑促进性别平等

（4）关于低生育率的原因、性别不平等状况、女性的就业情况等都需要更多、更丰富、更及时的数据支持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5）诸如产假、育儿假等支持政策制定之后如何切实有效落实，使政策能够真正发挥作用，需要进行更多的思考和讨论。特别是政策制定时需要充分考虑政策与企业、雇主等的互动，尤其是企业在雇佣女性员工时的一些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