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景

不久前，美国最高法院以多数意见投票颠覆了1973年在Roe v. Wade案中的裁决，结束了近半个世纪来联邦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此举引起公众哗然一片，对美国进步派人士更是一记当头棒喝。性别革命在西方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现已大步后退。大概是同一时间，作为一种应对机制(coping mechanism), 我开始重读上野千鹤子前几年大噪一时的《厌女》，以期从魔幻现实中得到一丝解脱。作为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Marxist Feminist), 上野写作此书无疑是成功的，它运用社会解剖的方法将日本社会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展露无疑，从职场到家庭，从皇室宅邸到通勤电车。让人拍手称快之余，上野在书中并未细究性别不平等在社会子群体中的差异（比如不同的社会阶层可能表现出微妙不同的厌女情绪），也没有探索它随时间变化的可能性（她的理论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再生产而非社会变化）。

现今，很多学术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探讨某个时点的单一性别结构，而把目光投向性别如何与其余社会结构相交叉来影响个人与家庭福祉，以及这种受结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影响的性别平权进程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快或阻滞。我与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Emily Rauscher新近发表在期刊Demography的文章“Learning to Value Girls: Balanced Infant Sex Ratios at Higher Parent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9–2018”也是如此。我们用出生性别比衡量社会的性别不平等，认为性别比的失衡是一种极端的性别歧视：它发生在出生之前，让许多小孩(绝大多数是女孩)永远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missing girls）。我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记录了美国的性别与种族结构、阶层的互相影响，以及这些关系在过去半个世纪内的变化。
 

2、出生性别比的种族与时期差异

美国的建国史从一开始便是一部种族关系史。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亚洲和拉美移民的不断涌入，各种族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边界也愈发复杂。利用近五十年的详细出生人口登记数据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System (NVSS), 我们首先展示了美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69-2018年间分母亲种族的变化情况（五年均值，见图1）。红色的水平线表明了出生性别比在生物学规范下的正常水平，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对应105-106个男婴。我们发现了明显的种族差异。在前三孩次中，出生性别比在华裔，印度裔，韩裔，菲律宾裔，和越南裔的美国小孩中有明显的男偏倾向，可能与这些群体中的父权文化和男孩偏好有关。但失衡的性别比大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降低，到2015-2018年间，只有华裔和菲裔的性别比仍处于非正常水平。我们还发现，在美洲印第安人与非裔小孩中，出生性别比有女偏倾向。以往的研究表明，居住环境的污染和社会经济压力的攀升可能拉低性别比。白人小孩的出生性别比在五十年间基本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图1：美国分种族的前三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1969-2018）来源: Rauscher & Song, 2022.

之前的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在高孩次中更加明显，我们对第二和第三孩次的分析也佐证了这一观点。特别是在第三孩次，华裔和印度裔的出生性别比从所有组别中“脱颖而出”呈现高位水平。相反地，在韩裔小孩中，大约从1990年开始出生性别比已经降到正常水平，这也与在韩国本土性别比正常化的趋势相呼应。在多变量的模型中，我们控制了一系列的人口，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量的影响，结果依旧稳健。

▲来源：www.pexels.com

3、出生性别比的种族和阶层差异

除了种族结构，社会阶层也可能密切影响出生性别比的水平。我们的研究把教育作为社会阶层的重要经济与文化标志。教育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理论上而言可以是双向的。一方面，教育可能让男偏的性别比更平衡：它能改变文化观念包括对于性别平等的看法，赋予个人从传统桎梏中独立出来的自由；教育也可能均衡化女偏的性别比：在高教育人群中，来自环境的污染与社会经济的压力会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教育也可能拉高男偏性别比：高教育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源，让人们可以接触并利用性别选择技术，例如血液检测婴儿性别与人工堕胎等等; 高教育人群的生育率也可能更低，间接导致父母需要在低孩次实现男孩偏好的需求。

图2展示了多变量模型预测得到的第三孩次分母亲种族与受教育程度的出生性别比。我们发现，在华裔、印度裔、韩裔、日裔、和菲裔小孩中，男偏的出生性别比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更加均衡。拿华裔来举例，上过大学的母亲生育小孩的出生性别比，平均而言，比未上过大学母亲生育的小孩低6%左右。在我们的研究时期内有112,000名第三孩次的华裔婴童出生，在该孩次平均性别比为115的水平下，有2,900名女童避免了消失的命运（60,000名男童，女童从52,000增加到54,900名）。之前研究还发现性别比的失衡会随着母亲已生育小孩的性别结构而变化，且男孩偏好更可能在前胎没有男孩的情况下出现。因为出生登记数据缺少家庭内的分孩次性别数据，我们还利用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0-2018年的个人层面数据做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论一致。

图2：预测得到的分母亲种族与受教育程度的第三孩次出生性别比，来源: Rauscher & Song, 2022.

总体而言，我们的发现更多地支持了教育可能通过改变文化偏好来降低男偏出生性别比的理论假设。在过去几十年间，受大学扩招等政策的影响，美国与世界许多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教育水平增长迅速。虽然我们的研究提供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因果证据，但如果(大学) 教育能够在某种程度带来更均衡化的性别偏好，这为推进已经阻滞甚至在后退的性别平权进程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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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 几点思考

我们的研究聚焦美国，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波及全球, 特别是包含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东欧和高加索国家(Chao et al. 2021)。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水平不断攀高，全国平均水平一度高于120 (每降生100名女孩就有120名男孩出生) ，且该数值在第一孩或前两孩皆为女孩时更加极端。近年来，虽然性别比水平有所下降，却依旧处于世界高位（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1.3）。

持续男偏的出生性别比引起了学界的持续关注，目前的研究体量也较大。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比失衡的成因方面，粗略总结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传统儒家与父权文化中的男孩偏好根源；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挤压(例如在农村实施的第一胎为女孩时可允许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超声波婴儿性别检验与人工流产技术的成熟与流行。

虽然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但希望我们的研究能抛砖引玉，为中国相关研究打开新思路，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希望更多中国研究关注性别与阶层结构的交叉性，借鉴并改良我们在美国的研究设计。有趣的是，经济学家Douglas Almond 和同事在中国的一项研究结论与我们相左：在上世纪一项增加家庭收入的土地改革之后，性别比失衡在高教育人群中更显著（Almond et al. 2019）。期待有学者运用最新数据来系统回顾这一问题，并纳入除教育之外的其余社会阶层重要标志，例如收入、房产、和职业等等。

2.希望更多研究特别是基于访谈与民族志的定性研究关注性别比的城乡差异以及女孩偏好出现的可能性。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等种种因素，在中国感知到的民族或种族分层远不如美国明显，但城乡分隔却在户口制度的巩固下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分层结构。近年来，城市和农村地区在文化偏好，资源供给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的不平等愈发悬殊，且有增强之势。此背景下，性别偏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城乡分异吗？随着养儿防老的文化与制度基础逐渐削弱，城市地区会率先出现女孩偏好吗？早在世纪之初，人类学家Vanessa Fong 于东北城市的田野研究已经指出了一孩政策实施二十年后女孩地位的显著提升 (Fong, 2004)，那么在又过了二十年的今日呢？期待有更多学者延续对于女孩偏好的思考。

3.希望更多研究关注在家庭内部维系或削弱性别偏好的微观机制。在代际内部，婚配模式是这样的一项重要机制(Rauscher, 2019) 。我们在美国的研究还发现，夫妻双方的教育匹配对性别比有影响。当双方都受过大学教育时，性别比更加均衡 (Rauscher and Song, 2022)。在代际间，我跟中国人民大学的宋健教授分析我们团队在中国六个省份收集的数据时也发现，夫妻性别偏好的维系与父母以及公婆的性别偏好都有关系（宋健、秦婷婷、宋浩铭，2018）。厘清这些代内代际微观机制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为未来均衡化出生性别比的社会政策提供借鉴。

当然，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只是性别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在儿童早期我们还可以从出生前孕产期投入、出生时婴童健康保障和出生后早期教育投入等角度关注性别差异， 而这样一个全面的性别视角也正是上野在《厌女》所倡导的。的确，在父权社会维系性别不平等的不是你我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结构。从宏观制度层面国家政策对女性生育与家庭育儿的支持不足，到中观层面企业用人单位歧视同等条件的女性求职者，再到日常家庭与人际交往中或明显或隐藏、或恶意或好意的性别区别对待，是性别结构让对女性和女性气质(包括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的贬低成为社会常态，也让所有人从出生起便学习、内化与实践一套二元化的性别模式，各司其职走完一生。作为社会学家，我用严谨的实证研究记录社会中多维度的不平等，基于性别，也基于性别与阶层、城乡、种族等结构的交叉点。通过这篇研究，我邀请更多研究者加入研究性别不平等的行列。

参考文献

Almond, Douglas, Hongbin Li, and Shuang Zhang. 2019. “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6.

Chao, Fengqing, Patrick Gerland, Alex R. Cook, and Leontine Alkema. 2019.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 for All Countries and Estimation of National Imbalances and Regional Reference Level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19):9303–11. doi: 10.1073/pnas.1812593116.

Fong, Vanessa L. 2004.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uscher, Emily. 2019. “Why Who Marries Whom Matters: Effects of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on Infant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94.” Social Forces. doi: 10.1093/sf/soz051.

Rauscher, Emily, and Haoming Song. 2022. “Learning to Value Girls: Balanced Infant Sex Ratios at Higher Parent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9–2018.” Demography 59(3):1143–71. doi: 10.1215/00703370-9968420.

宋健，秦婷婷，宋浩铭，2018. “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 人口研究 42(2):15-28.

撰文：宋浩铭 

美国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作为不平等学者与家庭社会学家，宋通过家庭视角记录社会经济与健康不平等。他的研究探讨了家庭制度与行为(例如婚姻，育儿，劳务分工等等) 如何创造、固化、或缓和社会中基于性别、性取向、种族、与阶层的交叉不平等，相关作品已发表于Social Science Research, Demograph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等顶尖同行评审期刊。更广泛而言，他的专业领域是社会分层，家庭，性别与性 (LGBTQ+)，种族与民族，健康，人口学，与定量方法。更多详情可以访问他的个人网站:

http://haomingsong.digitalscholarship.brown.edu/

责编：范文婷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口学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