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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社会性别研究公众号

文章作者:祝乃青

引言

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在物质生活得以极大满足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从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获得解放。数字技术推动网络游戏的不断升级,更多精力和时间的盈余使得娱乐精神在生活中的贯彻成为可能,而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更加促进了游戏“见缝插针”地出现于日常之中。网络游戏的技术特性熏染了其中的性别色彩,纵然近些年手机游戏笼络了大批女性玩家,但是网络游戏的总体文化形象仍具有明显的男性气质。调查所示,家庭日渐成为男性首选的惯常游戏场所,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化娱乐引发的休闲空间“公私转换”无疑是男性休闲方式变革的主要特点之一。

然而,网络游戏虽将男性的身体留在家庭,缩短了夫妻的物理距离,却也在私人领域中开辟出新的公共空间,筑起了双方心间之藩篱。控诉丈夫沉迷游戏罔顾家庭或拒担责任、甚至滋生离婚念头的妻子比比皆是,其处境甚至被称为“新型守寡方式”。当网络游戏成为夫妻生活中的“第三者”, “二人世界”的相处被“人机交互”取缔,经营情感关系的意识被数字化娱乐的思维剥夺,婚姻之中便出现了沟通困局、关系恶化等问题。本研究综合使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虚拟民族志进行资料的收集,将宏观图貌的描绘和微观个案的刻画相结合,深度剖析男性玩家的游戏经验及其给婚姻生活带来的现实挑战。

 

男性玩家的休闲特权及其沉迷原由

费孝通(2012)曾用“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描述已婚男人,呼应了“守着老婆的男人没出息”的世俗观念,刻画出乡土社会男人在外休闲不着家的典型特征。时过境迁,尽管休闲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男性享有性别化的休闲特权却依然鲜明。他们甚至能够独占、垄断某些休闲,并拥有休闲的绝对话语权(杨莉槐,2011)。有玩家表示,“游戏就像以前的收音机电视,(是)新时代打发时间的法宝。只是内容更加有趣,体验更加丰富。”问卷调查显示,29-34岁的男性玩家中,2010年就接触网络游戏的人占79%,可见玩家的游戏行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近60%的玩家曾逃学混迹网吧,亦半数以上曾被指“有网瘾”。绝大多数玩家意识到自身投入游戏的时间和金钱都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甚至有些许玩家游戏月支出达万元以上。网络发布的与丈夫玩游戏相关的贴文同样指明男性的游戏沉迷行径,包含游戏频率、作息时间等佐证,如“不分昼夜”“一天到晚”的描述。然而,世俗对男性玩家的游戏行为却颇为包容,将其与吸毒、嫖娼等恶劣行径相比较,于是网络游戏甚至被刻画为“天底下最无害、最值得赞赏和提倡的休闲方式”。

传播游戏理论的开创者斯蒂芬森曾言:游戏是每个人的佯装出游,它将现实世界的纷扰与义务抛诸脑后。网络游戏在破题、通关、得奖、升级等一系列操作中配以数据代码设定的即时反馈机制,无不循序渐进地强化玩家的成就感,提升游戏的吸引力,通过所谓的“畅”体验让人们在多巴胺的分泌中沉沦于游戏场。先进的技术手段锻造了游戏画面和场景的仿真效果,使玩家模糊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游戏的代入感和沉浸感让其愈发忘我,游戏身份的可选择性又赋予了玩家体验“第二人生”的机会。诸多男性玩家强调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在虚拟世界“拼杀”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与所收获的虚拟财富、名声和地位成正比,而现实之中正向反馈的求而不得却常常带给他们挫败感。世俗对于男性的一贯期待是由物质富足、功成名就铺就的“男子汉气概”。然而,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充足资源、成就所谓“雄性霸权”的男性终究局限于少数,大多数男性需要平衡沉甸甸的世俗期待与赤裸裸的竞争现实。于是,网络游戏成为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难所。而调查显示,相较于其他玩家群体,已婚男性对于游戏舒缓压力、从中获得成就感的认可度更高。

除此之外,网络游戏对于男性的不可替代还体现在它所构建的专属粘性机制,其重要构成在于游戏的社交性,突出表现为虚拟与现实共同交织的同性情谊。相较于其他常见的休闲方式,网络游戏既体现共通之处又存在创新特色。具有社交性的男性休闲方式大都经久不衰,比如酒局、饭局和牌局。“酒逢知己千杯少”,男人之间的友谊往往透过觥筹交错间的谈笑风生得以建立、巩固和维系。这些休闲方式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空间特性,且多局限于熟人圈层的绵密交往。然而,网络游戏的社交半径和社交方式具有更大弹性和更多选择性。玩家可在虚拟空间中与现实的朋友、网络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并肩作战,发展出线上到线下、线下再到线上的交往模式。从玩家的联结到社群的建立,网络游戏打造出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玩家生态圈,同时也建立并强化了玩家之于游戏及其社群的情感羁绊。

 

休闲的异化:名曰“玩家”实则“玩工”

网络游戏作为男性一以贯之的娱乐精神在数字化时代的衍生品,脱离不了父权文化的赋权机制,而新兴资本力量的介入又制造了游戏与玩家的剥削关系。就个人体验而言,游戏固然具备缓解压力、释放情绪的积极作用,但从资本角度审视,却逃脱不了以不断攫取利益为目的的剥削工具属性。库克里奇(2005)提出“玩工(play labour)”概念,揭露了信息产业网络依靠“民兵”、“志愿队”乃至“义工”达成资本逐利和积累的目的。当玩家进入游戏之中,便成为资本生产的一环,开启了游戏产业数字劳动的进程(吴鼎铭,2015)。游戏行为乃至玩家自身都被资本和技术裹挟,最大程度地被劳动化和商品化。

网络游戏的直接盈利手段是玩家在游戏中购买道具、时间等的资金投入。即便当下“免费游戏”占据高地,调查却显示绝大多数玩家都有为游戏付费的经历或习惯。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的“免费”仅代表下载使用的门槛是“零资金”投入,但若想在游戏中“所向披靡”,获取更好的游戏体验,“氪金”是必不可少的。有玩家感慨:“为了赚钱,游戏公司可以不择手段。抽卡伪随机、副本改数据、激发土豪玩家矛盾从中获利,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当然,为游戏“氪金”也呈现出一定的性别特征。男性更愿意为获取限量装备、在排行榜或全服广播中占据闪耀地位而慷慨解囊,从而在虚拟世界中展现自己的“雄性霸权”。可见,虚拟的网络世界也成为现实社会的缩影,在模糊现实身份的前提下不断暗示玩家——只要“氪金”够多,便可在游戏中占据金字塔的顶端。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玩家所消费的并不是游戏作为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虚拟空间塑造出来的符号价值幻想。此外,游戏产业的其他盈利手段,譬如流量和广告,皆要仰仗玩家的点击率、转化率和留存率,玩家的游戏体验过程亦是无偿的劳动过程。所以说,玩家的游戏休闲看似是自由的选择,却不断被光怪陆离的游戏设定勾引起的欲望所支配。

在数字时代,游戏休闲活动被异化为劳动生产实践,网络游戏的用户名为“玩家”却实则“玩工”。他们在游戏中获得“畅”体验的同时,浑然不察其身体、脑力和精神都被游戏控制,为游戏资本的扩张生产剩余价值。通过对“玩工”闲暇时间“见缝插针”式地占有,游戏模糊了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实现了集腋成裘式地对注意力资源的侵占和对“玩工”剩余价值的劫掠。游戏空间中所谓的真实,除了男性玩家口口声声的情谊与感觉,还有游戏产业真金白银的盈利。游戏产业对于玩家的依赖不断强化,促成了以玩家为中心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玩家被游戏场设置的心理陷阱操控,在虚拟与真实的交织中不自觉沦为为资本积累做出积极贡献的温顺个体,失去自觉与批判意识的同时也将自身有限的时间、情感和亲密关系悉数献祭给游戏市场的繁殖扩张。

 

父权文化下网络游戏导致的婚姻困局

个人在数字化娱乐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充当“玩工”,为资本积累所贡献的剩余价值却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亲密甚至婚姻关系为代价的。针对网上贴文的内容分析显示,除了对丈夫沉迷游戏的直接控诉之外,涉及夫妻沟通的帖文占比最高,达到了44.8%。其中,负面沟通的占比达到了96.7%,以吵架/冷战为最,回避沟通/关心次之。“几乎每次吵架都是为了个破游戏”“玩起游戏来耳朵就处于关机状态”“明明就在我身边,感觉就像是空气”,类似的表达林林总总,“玩工”家庭的夫妻沟通陷入困局。男性将闲暇时间付诸于游戏,从而大大压缩了夫妻之间的沟通与互动。由此引发的矛盾常伴有激烈的争执,“说烦了就急眼”“打游戏还不让说,说了比我还凶”。面对冲突,超三成男性玩家表现为“不会在意”。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更有甚者将游戏当作躲避冲突的“避风港”而愈加沉迷。也有男性以攻击性言语甚至诉诸暴力来维护游戏休闲的特权,在他们看来“又不是吃喝嫖赌抽不着家,就打个游戏怎么了?”“这年头在家打游戏的男人就是好男人”。

网络游戏入侵家庭,对夫妻沟通和婚姻生活的挤压昭然若揭。一方面,游戏让男性将更多闲暇时间置于家庭之中,但同一时空下的相对无言却“是不为也,而非不能也”。另一方面,当他们在游戏世界中忘我沉浸,便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顾及伴侣的感受,或用于伴侣间的交流。女性被冷落、被敷衍、被搪塞,引发了她们对男性游戏行为的不满。内容分析显示,8%的贴文明确表示难以忍受伴侣的游戏行为并打算终结婚姻关系。而在访谈和观察中也发现女性对于子女抚育的担忧,以及对于男性家庭责任感的呼吁。超八成玩家(伴侣)担心游戏行为会对子女产生负面影响,但部分男性育有子女后的游戏时间不降反增,近24%男性存在边玩游戏边照看子女的行为。虽然将子女抚育排在游戏之前的玩家占据多数,但亦有三成男性玩家表示投入游戏不会顾及子女。除此之外,因游戏结缘其他异性关系,也给具有排他性的婚姻关系带来强烈冲击。例如同女性玩家在游戏中“结婚”,纵具虚拟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夫妻情感和信任的基础。

调查亦发现,不少女性积极寻求改变丈夫游戏休闲行为的策略,谋求让对方“有节制地玩”。她们或为避免正面冲突而斗智斗勇,或摆明立场与丈夫约法三章。有“游戏协会”成员发言如下:“我让他做到:1、不能耽误工作;2、不能耽误工作影响我睡觉,晚上10点必须结束;3、不能不陪我散步;4,不能不管孩子。做到这些,我随便他玩,一个字都不说。”由此可见,游戏引发的夫妻矛盾关键并非在于男性休闲的特权,而在于男性休闲的适度,进一步揭示出男性身为丈夫的关怀和身为父亲的责任在现实之中的缺失。家庭这一私人“神圣领域”宛如封闭专制的王国,男性是肆意妄为沉溺于游戏中的享乐君王,而女性则在家务、育儿等劳动的过程中体验忽略与剥削。

 

结语:“游戏人生”的家庭终极关怀

家庭的内核在于伴侣作为一个联结体共同承担特定的责任和义务,而网络游戏却为已婚男性在家庭中开拓出广阔的虚拟空间,任其将有限的时间、精力、情感和金钱倾囊注入。于他们而言,网络游戏并非“插曲”,甚至成为“生活”本身。研究显示,男性娱乐特权的行使穿插于世俗对其家庭责任履行的包容,而女性则在妻子/母亲“崇高价值”的绑架下被迫接受丧偶式婚姻与育儿。于是,家庭作为“被迫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场所,女性总被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关联,从而无限制地丧失自己的自由时间(江原由美子,2005)。只要社会延续“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和理念传播,即便女性挣扎着冲破束缚、实现经济独立,仍将被世俗与家庭捆绑。扭转社会对性别角色约定俗成的父权式解读,是实现家庭终极关怀的当务之要。而摆脱性别角色的枷锁、解除文化规范的约束,更需要个人释放出批判的力量,发现和接纳最真实的自我,并勇于抵制和挑战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当“他”在妻子的脑海中生成参与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的“正面照”,当“她”在丈夫的心目中成为与自身同等、拥有独立自主人格的主体,家庭才能够被打造成夫妻共同的“避风港”,并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中稳占一隅。

 

参考文献

1.江原由美子,丁莉译.(2005).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商务印书馆.

2.吴鼎铭.(2015).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动”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3.尤里安·库克里奇,姚建华译.(2018).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6.

4.费孝通.(2012).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杨莉槐.(2011).女性休闲行为与性别秩序——基于XC村女性棋牌休闲的实证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供稿人:祝乃青(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组稿人:杜平(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编辑:张永琪/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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