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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 梁展韬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生 王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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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 李婷

五一假期刚刚过去,各位重返工作岗位的打工人此刻心情如何?是仍沉浸在假期的快乐中意犹未尽,还是“来都来咯,还能怎样”的无奈?无论如何,能拥有打工的权利,尤其是女性能够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也不过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事。

目前,全球近半数的15岁以上女性参与到了劳动力市场中。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却格外的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东-北非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18.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为什么中东-北非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如此之低?对这一“异类”的探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复杂状况。

世界各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

来自美国、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加拿大的四位学者Assaad、Rana、Moundir和Shaimaa于2020年在Demographic Research上的文章就关注到了中东-北非地区的这一特殊现象。

在1980-2010年间,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都大幅度提升,约旦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比例增加了七倍,埃及增加了六倍,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则增加了四倍多。在年轻一代中,教育性别差异的缩小甚至扭转更加明显,年轻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但是于此同时,四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却保持在低位徘徊:在未婚女性中,阿尔及利亚的参与率略有上升,约旦和突尼斯几乎完全持平,而埃及则呈下降趋势;已婚女性的参与率不仅较低,而且表现持平,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约旦呈下降趋势,突尼斯呈小幅下降趋势。

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女性1980年和2020年劳动参与率

中东-北非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的进步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停滞不前被称作“中东-北非悖论”(MENA Paradox)。那么,教育和劳动参与之间的鸿沟来源于哪里?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指出,经济状况、文化与社会因素、家庭特征和公共福利都对女性劳动参与存在影响,这些研究大多从供给侧讨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聚焦中东-北非情境的研究关注当地的性别规范、宗教信仰和习俗传统,例如个人价值观、父权制相关的国家规范、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性别意识形态、照料责任等。还有研究讨论了中东-北非国家的经济特征的影响,例如石油经济体及其收入的流向是否会强化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出口贸易模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但是事实仅限于此吗?该文的作者们关注了需求侧的因素——就业机会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后劳动参与率仍然维持较低水平的原因。

研究中劳动力参与者被界定为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中就业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注意!由此计算的劳动参与率的分子,也包含了这部分失业但仍在寻找工作的人)。其中,就业人口被分为在公共部门就业、私有部门工作以及无薪工作三类,非就业人口则分为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两种状态。

研究发现

作者首先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国就业状况和机会结构的变迁趋势:

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 Employment):总体而言,女性对公共部门就业的依赖程度更比男性更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论国家或性别,中等教育或以上个体以公共部门作为第一份职业的比例都非常高,但随着时间发展,公共部门就业的比例不断下降。

私有正式部门(Private Formal Wage Employment):随着时间的发展,私有正式工作就业比例的增加赶不上公共部门比例的下降,这意味着私有部门无法完全弥补公共部门就业比例减少带来的劳动力闲置。

非正式就业(Private Informal Wage Employment):在公共部门和私有正式部门就业机会结构挤压状况下,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更多地选择进入非正规经济之中,但是更多的女性选择不加入劳动力队伍,以避免在非正规经济中从事低质量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使用多分类对数几率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s)估计了25岁大学毕业女性进入不同劳动力状态的几率,结果发现:

1.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几率和可能性一直在稳步下降。

2.私有部门工作几率的上升幅度小于公共部门工作几率的下降幅度,这意味着私有部门无法容纳那些被公共部门拒绝的高教育女性。

3.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几率是高度互补的,失业率的上升往往伴随着退出率的下降,反之亦然。

除此以外的故事?

Semiray Kasoolu等学者(2019)就约旦女性较低的就业率搭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

 

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来说,文化价值观阻碍了女性尤其是婚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此外,交通运输的质量和可及性不佳也对这部分女性的劳动参与构成了影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如果参与工作必须忍受低质量公共交通和长途通勤的负面影响,因为她们可能无法承担更安全、更快捷和更私密的交通方式的费用。文化和交通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

针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高失业率与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无关,而与就业机会结构以及就业歧视有关。具体而言,私营部门对于女性存在明显的歧视。这种歧视既不来自于两性之间的技能差异、也不来自于女性对于工资水平的要求,更是来自于私营部门的企业文化。于是,女性更青睐于一小部分福利保障更佳的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作为市场中的少数领域,其提供的岗位数量没有跟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提升,以容纳大量获得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

总结与讨论

针对中东-北非四国女性教育和劳动参与之间存在的张力,Assaad等学者打破了传统研究关注微观个体的行为和偏好的视角,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这一“需求侧”因素,构成了对已有研究路径的挑战和补充。

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低迷来自于快速扩张的高教育群体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之间的不平衡。除此以外,几位作者所提供的解释并非单纯指向结构的变化,四个国家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的变迁不仅不利于女性,也同时对男性构成了挤压。但是在较为相似的结构性压力中,两性做出的选择却有所不同(尤其是婚姻作为一个重要的筛选机制),男性更多选择了质量较差的非正规就业,而女性可能更多选择等待(保持失业状态继续寻找工作)或退出。在这个意义上,该文所讨论的“机会结构”并非单纯的宏观变迁,而是个体偏好与结构变迁的叠加:结构是被“偏爱”的,而劳动力市场的变迁构成了一个情境,激发并强化了身处其中行动者的策略。

如果将我们的目光从远方移回身边不难发现,近三十年来,中国15-6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9.39%下降到2019年的68.57%。针对这一现象,大量研究从家庭分工、性别角色和人力资本等角度试图进行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在发生持续转变,这些转变如何与如“下海潮”、“考公热”等就业偏好相互作用,又怎样共同构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就业形态,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Assaad, R., Hendy, R., Lassassi, M., & Yassin, S. (2020). Explaining the MENA paradox: Ris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yet stagnan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43, 817.

Kaasolu, S., O'Brien, T., Hausmann, R., & Santos, M. (2019). Female labor in Jordan: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exclusion puzzle. Available at SSRN 3808864.

育娲人口,2023,中国女性职业发展报告 https://yuwa.org.cn/article/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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