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匹配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谁和谁结婚的问题”（who marries who），这个过程看似是随机的，也就是说那个踏着七彩祥云来娶（嫁）你的可能是任何人，其实不然。很多夫妻往往在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上等特征上有很高的相似度，这种类型的婚姻被称为同类婚（Homogamy）。

 

在大多数社会中，同类婚都是最主流的婚姻匹配模式。据调查研究显示，在美国有超过55%的夫妻具有相同的受教育水平（Schwartz & Mare, 2005），在中国有近56%的夫妻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地位（马磊，2015）。就连紫霞仙子所幻想的云端上的人都要是个身披金甲圣衣的盖世英雄，“仙子”配“英雄”，看来即使是神仙也难逃同类婚的“魔咒”。

 

在婚姻匹配研究中，教育婚姻匹配颇受关注。如前所说，就现代家庭而言，夫妻双方通常在受教育水平上表现出很强的相似性，也即教育同类婚比较普遍。但是，一个社会中的教育同类婚的程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许多宏观条件的变迁而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否有章可循呢？

 

理论上，同类婚增多还是减少?

 

一些研究工业化发展如何影响教育婚姻匹配的学者认为，婚姻匹配背后的驱动力是个人的理性计算。人们在婚姻市场上择偶时，往往倾向于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作为配偶。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导致大家都希望能够寻得一个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配偶，由此便使得全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程度不断增强。这一观点被称为“地位获得假设”（status attainment hypothesis）。

 

然而，另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会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地域和社会群体的边界，增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机会，从而扩大了个人潜在的婚姻市场。此外，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个人在择偶上对经济、社会地位等条件的要求会越来越弱。在此背景下，教育同类婚的程度将不断降低。这种观点被称为“一般开放性假设”（general openness hypothesis）。

 

还有研究试图综合上面两种观点，认为工业化对于教育同类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工业化早期，物质生活并不丰裕，所以人们在择偶时特别看重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符合地位获得假设的预期。而到了工业化后期，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经济条件等标准在择偶上的重要性便大幅下降了，符合一般开放性假设的预期。所以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发展对于教育同类婚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因而被称为“倒U型假设”（Inverted-U-curve hypothesis）。

 

中国的教育同类婚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中国而言，对教育婚姻匹配变迁的分析除了要考虑工业化的作用外，还要注重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家政策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政治动态的影响；第二，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不同，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家权力几乎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个人的生活机遇对国家政策的变化极为敏感。

 

那么国家政策如何影响教育婚姻匹配呢？如前所说，中国的工业化主要由国家主导，因此国家政策可以凭借作用于工业化进程而间接地影响教育婚姻匹配。此外，国家政策也可以通过上面提及的两种机制对教育婚姻匹配产生直接影响。首先，国家政策可以改变资本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在“文革”时期，受教育程度的价值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被极大贬低。其次，国家政策同样对个人的婚姻市场结构有显著的影响，例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上山下乡”政策等均会通过限制或改变个人的生活和交往范围，进而作用于个体所处的婚姻市场结构。

 

为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本研究文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发展、国家政策与社会结构特征，将1949年至今划分为5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中期和改革开放深化期，通过考察这5个阶段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及国家政策，来分析中国教育同类婚的总体趋势和微观教育婚配模式的历史变化。

 

本文经研究发现，如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深化期五个同期群划分，中国的教育同类婚程度呈V型趋势变化。具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时期，教育同类婚强度不断下降，但在改革开放后急速回升。

什么因素能解释中国教育同类婚的变化趋势?

 

这种粗糙的同期群划分法会遮掩许多重要的变化趋势，从而导致遗漏关键的解释变量。因此，本文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婚配同期群以5年为界进一步细分，发现中国的教育同类婚程度的变迁呈现N型趋势，在1949年至50年代中期之间快速提升，随后在5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并在整个文革时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直至80年代中期才开始迅速回升，并在改革深化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针对这一趋势，本文指出，国家政策与工业化发展逻辑的关系主导了中国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工业化发展，教育的合法性与经济价值得到提升，从而使得教育成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表征，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得以极大的提高。由此，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育同类婚程度急剧增强。尽管在50年代后期受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教育同类婚有所下降，但从整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同类婚强度仍高于文革时期。在具体的婚姻模式上表现为各教育层级的同类婚程度在这一时期均较高，并且长距离跨教育等级的异类婚配与相同教育等级内部的同类婚配相比更不易出现。

 

在文革时期及其前后，中国的教育同类婚程度不断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政策与工业化发展逻辑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相悖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这一时期工业化发展陷入停滞，教育现代化进程受阻，且受教育程度所蕴含的经济价值遭到破坏，失去了作为社会经济地位象征的效力，在婚姻匹配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在具体婚姻匹配模式上的表现是长距离跨教育等级婚配在这一时期与相同教育等级内部的婚配达到了相同的水平，这一现象在其他四个时期中均不存在。

 

其次，由于上山下乡等政策制度的影响，从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有数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并在大部分时期内被禁止返城。因此，在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婚姻市场。由于知青的教育程度多为初中和高中，而农村青年则多为小学及以下，因而在这一时期，高中、初中教育层级与小学及以下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大大增加。

 

针对这一解释，本文给出了三点经验支持。其一，就教育同类婚的总体趋势而言，其下降的时段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时段高度吻合；其二，就政策干预婚配模型而言，初高中教育层级与小学及以下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在上山下乡运动的三个时期内显著增多，并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然而在改革中期与深化期，这两个层级之间的通婚则与其他类型的教育匹配婚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其三，就教育同类婚模型而言，高中教育层级的同类婚强度在文革时期跌至最低点，在改革开放后则开始回升。

 

时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上山下乡运动余波的影响，教育同类婚程度在前半阶段内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随着该运动的结束，以及这一时期国家政策与工业化发展逻辑的重新契合，教育的经济价值逐渐恢复，教育同类婚程度迅速反弹。在教育婚配模式上表现为长距离跨教育等级婚姻发生的可能性显著降低，高中教育层级的同类婚程度开始回升。

 

在改革中期和改革深化期，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彻底消失，在国家政策主导下，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使得教育同类婚的程度持续走高，并在深化期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表现在教育婚配模式上即为政治干预婚配模式在这两个时期中已不显著，而长距离跨教育层级婚姻则愈发艰难。

 

参考文献：

 

李煜. 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来的变迁. 中国人口科学，2008；3: 73-79.

 

马磊. 同类婚还是异质婚？——当前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分析，2015；3: 29-36.

 

齐亚强、牛建林.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 社会学研究，2012；1: 106-129.

 

Han, Hongyun. 2010.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from 1970 to 2000. Demographic Research 3: 733-770.

 

Kalmijn, Matthijs. 1998. Intermarriage and Homogamy: Causes, Patterns,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395-421.

 

Smits, Jeroen, Wout Ultee and Jan Lammers. 1998.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65 Countries: An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Openness Using Country-Level Explanatory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264-285.

 

Song, Lijun. 2009.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1: 277-270.

 

作者：石磊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

 

责编：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