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文中的“种田”,最早来自策略类游戏(Simulation Games),玩家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宗旨,先韬光养晦以求发展地盘,等实力强大再征服其他玩家以完成势力扩张。因该游戏的主要内容和乐趣在于建设和经营领地,很像农民照顾田地,故得此名[2](P274)。当种田策略为网文所吸纳则形成种田文,前者不仅是这一类型的基本设定与叙事模式(在这点上与网文中常见的“猥琐发育”模式接近),也构成其“爽感”来源。较早期的种田文基本是男性向的,而且数量有限,主要讲述在一个架空的世界中主人公通过发展农业、经济、军事乃至政治使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国族强大起来最终与群雄争霸的故事,典型的文本有中华杨的《异时空——中华再起》(2002年9月连载于幻剑书盟)。

大约在2008年前后,在穿越文由后宫叙事向家宅叙事发展的背景下[3],女性向网文开始向种田文发力,由于之后的成绩特别显著,而且有意识地进行标签绑定,以至于今天一提到种田文,首先就会将其当作女性向网文的重要一支来看待,尽管仍有一些男性向历史穿越小说可被归为种田文,如《临高启明》等。在此转变下,种田几乎回归到它的本义,即“种地”,指“从事田间劳动”。具体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个人体力劳动(包括农业劳动技术等)构成推动情节的关键因素;二是女性的“勤劳致富”开始成为基本主题;三是主要以农村、市井生活为背景,以家长里短、人情世态为表现对象。更有意味的是,种田所引申的等待、生存、积累、内敛、保守、质朴、坚韧等含义在女性向种田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与男性向的家国天下和英雄争霸相比,女性向种田文变“缓称王”为“不称霸”,有意将主人公的活动限定在家庭、乡里与市井空间,着墨于日常生活,因此也被称为“家长里短文”。同时,后者又将“高筑墙、广积粮”改写成伴有宅斗情节的女性劳动。这种对女性劳动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它既延续了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主题与线索,又显现出新媒体时代的新想象。本文将以此为对象,集中考察当下网络文学对劳动、性别与伦理等问题的重新叙述与想象,分析与总结其中女性劳动主体的特点、劳动叙事的新变以及由劳动所带动的伦理与主体之间的想象关系。

一、从求“平凡”到去“种田”：女性向种田文的兴起

“女性向”来自日语,指的是以女性为受众群体和消费主体的文学和文艺作品分类。与之相对的是“男性向”,不过后者却有着明显的派生性。男性向作品尽管以男性受众为目标群体并主要满足他们的阅读趣味偏好,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并不排斥女性,而女性向则相对较难引起男性读者的兴趣,这为女性向作品的“圈地自萌”打下了基础。性向之分早就存在于中国的通俗文艺中,如评书“八类”中的“烟粉”与“传奇”就偏于女性向,曲艺中的评弹也以女性受众为主。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更是人们所熟悉的典型男、女性向作品。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也直接影响了网络小说的性向之分,使得后者也保持了男性向重事功、女性向重言情的基本倾向。

当然,女性向不一定就包含了女性主义意识,有些女性向网络小说甚至完全依照男性的刻板性别想象塑造女性。不过,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向网络小说有意识地从女性自身出发展开创作。正如《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所指出的:“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中国女性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女性向开始与互联网舆论场中的女性主义文化相结合,是女性逃离男性目光后,以满足女性的欲望和意志为目的,用女性自身话语进行创作的一种写作趋势。”[2](P166)女性向种田文就是这一写作趋势的产物。

女性向种田文大致经历了早期、过渡期与成熟期三个阶段。早期种田文源自对穿越文早期套路的反其道而行之。2004-2007年是穿越文发展的黄金时期,2007年甚至曾被命名为“穿越文学年”。穿越作为网络文学的常用设定,与之后的种田文一样,在一开始并没有性向之分,只是因为女主穿越文带火了这一类型,才会把穿越与女性向联系起来。这类穿越文主要讲述一个现代社会在爱情或事业上不如意的女性穿越到古代(主要是清朝)、利用现代人优势(“金手指”)收获王爷乃至皇帝的爱情并掌握权势地位的故事,这样的女主往往被称为“大女主”或“玛丽苏”。一些后宫文(如《后宫·甄嬛传》等)除了没有穿越元素,在故事架构与人物塑造上与穿越文基本等同。不过,尽管是“大女主”,但与男性向穿越文相比会恪守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她们不改变历史,而是在顺应历史走向的前提下经营自己在深宫大宅内的小天地。她们的步步为营所追求的无外乎个人的安乐与情感的满足。早期种田文的萌生,既是在女性向维度上对穿越文的“接着写”,又是针对后者人物塑造与叙事套路泛滥的“对着写”。在早期种田文看来,“玛丽苏”是不真实的,现代人的“金手指”是不可靠的,“玛丽苏”的飞扬跳脱是不顾后果和不讨人喜欢的。

作为种田文的早期样态,2008年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的《平凡的清穿日子》(Loeva著)就多次借女主淑宁之口吐槽“清穿女”(即穿越到清朝的女子)常见“玛丽苏”行为的自以为是。而为了修正,作者让女主从小就意识到“她并不比这个时代的人多多少优势,顶多是见识广阔一些。许多后世的知识,她因为没有深入了解,所以用不了”。在如此的“自知之明”下,出于不想弄巧成拙与不想闯祸的心思,女主便“下了决定,在这个家里,她要尽可能地扮演一个古代大家闺秀,行为举止都不能露出一点不符合古人习惯的破绽”。当然,女主也不是完全低调,作为“受过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她也希望在新生后,能做些前世不能做的事,挽回一些前世的遗憾”。在这种权衡之下,也就意味着女主要在恰当的时机凭借在现代社会习得的个人基本技能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处境。然而很明显,这些基本技能与日常生活、动手能力都密切相关,实际上这就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本文所说的“个人劳动”的重要性。

《平凡的清穿日子》开启了向成熟体种田文(即狭义种田文)演进的重要一步,具备了一些种田文的特点,如空间上完成了从“宫”到“宅”的转变,在世界观设定与人物塑造上完成了从“飞扬”到“安稳”的转变(也即从“玛丽苏”到“平凡苏”的转变),在主题上则从表现与帝王将相恋爱以及深宫权斗过渡到家长里短与世情风俗。但由于还缺少女主通过勤劳致富变逆境为顺境的基本情节走向,因此只能将其看作种田文的早期样态。淑宁生于官宦人家,她的起点已经是绝大多数种田文女主奋斗的终点。虽然其中也有借个人劳动改善处境的设置,但远非主线。淑宁更像是一个被动的古代社会观察者,劳动不是用来改变命运,而是平凡日子的调剂。稍早发表的《明朝五好家庭》(扫雪煮酒著,2007年7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虽被一些研究者当作种田文的开山之作,但与成熟状态的作品相比,仍旧缺少勤劳致富的主线,更多着墨于过小日子的描写,结构也比较松散,这也与主角一开始就穿越到地主家庭有关。与此相似的还有《天启悠闲生活》(看泉听风著,2009年12月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等作品。相比而言,同样是Loeva创作的《春光里》(2009年11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讲述女主穿越成古代丫鬟并带领全家奋斗以摆脱奴籍的故事,才更接近种田文的成熟写法。不过它与希行的《古代地主婆》(2010年1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关心则乱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2010年10月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等作品一样,离成熟体种田文还缺少一些要素,因此只能归为种田文的过渡样态。

可能由于种田文是从这样的平凡生活文、家长里短文里走出来的,因此一些论者会将二者完全等同,如李昊就认为种田文的基本内容和典型特征是“打造快乐田园生活,乡野间的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和鸡飞狗跳”,并从“世情小说”的角度来理解种田文[4]。鲁迅曾把世情小说的特点概括为“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5](P114)。照此来看,种田文归入网络时代的新世情小说问题不大,但并非所有的新世情小说都可以被当作种田文,而只有那些把着墨的重心放在“发迹变泰”上的才更符合种田文的本义。种田文是将发迹变泰/“勤劳致富”之事放在世态人情、家庭日常背景中加以表现的,主人公往往经历了从低状态到高状态的转变,从物质匮乏最终走向富足。这大致符合网络文学通用的“升级”叙事,从而达成一种以“占有感、畅快感、优越感与成就感”[6]为具体内涵的“爽感”体验。起点中文网将种田与经商合在一起作为一类小说的标签,正是看到了种田的这一典型特征:劳动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经商。也即,生产领域要与消费领域无缝对接,才能把“勤劳”快速变现。

而且,还要看到,成熟体的种田文又往往把小说环境放在乡村,从而在多重意义上趋近了“种田”/“田间劳作”的本义,并赋予了劳动以浪漫田园色彩。劳动通向致富被设定成“爽感”制造装置以及对人尊严的保障,是这类小说的最大张力所在。不过,在想象劳动美好的同时,劳动主体所在的大家庭却矛盾丛生,而围绕着劳动所产生的勤/惰、公/私、善/恶则是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这也赋予了劳动以强烈的伦理内涵。在此情况下,宅斗就成为种田文的标配:总会有道德恶劣的“极品”亲戚或邻居不断地跳出来给女主的勤劳致富道路设置障碍,等到他们彻底被斗败之时,小说也就进入了尾声。

宅斗之所以是种田文的标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宅斗文出现并流行的2010年,也正是种田文走向成熟的时候,二者相伴发展,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子类型,因此种田文有时也被称为“宅斗种田文”。正如《中国网络文学编年简史》在2010年的“本年”总结中所指出的:“在‘清穿’风潮为宫斗、宅斗接替之后,古风言情又衍生出庶女、嫡女、种田等热门子类型。”[7](P88)所以,种田文的女性向首先就来自对这类以女性为受众群体和消费主体的网文类型的承续,让女性读者更有代入感是其第一层内涵。言情与世情则构成其第二层内涵,这里倒不是说言情和世情与女性向有着某种天然的纽带,而是二者长期塑造和影响了女性读者的阅读与欣赏习惯。其第三层内涵涉及以劳动致富为中心的叙事及对劳动的日常性与伦理性的自觉与强调。在此情形下,言情与世情反而成为背景,女性从爱情中走出来,不仅在劳动中塑造了新的命运,也树立了新的人设,而恰在此处获得了“逃离男性目光”的意味。对此,笔者将在后文进一步展开。

总之,种田文是从偏重表现家长里短、休闲生活与世态炎凉的网络小说中发展而来的,这是一种从生活叙事到生存叙事的转变。成熟体的种田文一定包含劳动致富的要素,主人公有着明确的改变个人命运的目标和行动,并且将此作为主线贯穿始终。不过与男性向种田文不同,女性向种田文仅限改变自己以及部分亲朋好友的命运,对社会、历史的走向无甚兴趣,或者说她们只是想顺应社会、历史的走向以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且多以表现乡村生活为主,同时叠加宅斗。符合这些特征的小说,大约出现在2010年前后,到2012年最终定型,以弱颜的《重生小地主》(2012年5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为代表。同类型的作品还包括燕小陌的《重生之翻身贫家女》(2013年9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千年书一桐的《王妃反穿记》(2015年7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宝妆成的《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2018年2月上架于书旗小说)。随着此一类型的成熟,在类型的自我更新机制下,近年来,它又与系统文、逃荒文、末世文等类型融合,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农家小福女》(2019年3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我全家都是穿来的》(2019年4月连载于起点中文网)、《第九农学基地》(2022年8月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

二、劳动的尊严叙事：从生产性到消费性

体力劳动得到如此密集的肯定性书写,并被看作致富——同时也就意味着改变任人欺凌的弱小者命运并获得尊严——的主要手段,这是比较特别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前后七十多年的发展史中,大规模正面表现劳动与劳动者并将之神圣化,还要追溯到“十七年”时期,这自然与劳动以及劳动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特殊意义以及毛泽东一系列权威论述的推动相关。因此,正如蔡翔所言,“中国革命对下层社会的解放,并不仅仅是政治或者经济的,它还包括这一阶级的尊严”,而劳动正当性的确立与相应尊严的获得则相互支持[8](P233)。于是,一种“劳动中心主义”的叙事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得以显现,这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与反映,同时也是情感与伦理的(最终也是美学的),它集中表现为“爱劳动”的叙事主题。在其中,“爱劳动”被建构为一种道德观念以及情感好恶标准,评剧《刘巧儿》里的唱词“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就是当时情景下的典型表达。

不过,当时尽管将劳动神圣化,却有意抹去了劳动与致富之间的联系:“所谓‘劳动’并不包括商业性的活动,而是被直接概括为一种物质性的生产。”[8](P235)劳动一旦溢出生产性领域而滑向消费性,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例如,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丁少纯在下班时间打野鸭子卖钱,尽管也是劳动,却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行为而受到激烈的批判。这也正是其与种田文中的劳动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后者恰恰是站在了劳动的消费性逻辑之上。如果说,在“十七年”文艺尤其是社会主义教育剧中,“各种形式的物”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叙事要素”[9],通过拉开劳动与具有消费与日常生活属性的“物”之间的距离,把劳动主要限制在纯粹的生产范畴,那么种田文的劳动叙事则主要围绕着消费与日常生活属性之“物”展开。

更有意味的是,无论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是《年青的一代》,女性总被处理成与“物”的距离更近的角色,而年长的男性角色则是“物”的审判者与生产性劳动的维护者[10](PP147-149)。这种性别投射在劳动上的分野一定程度上也回响在网络文学中:种田文女主的劳动,基本上都圈定在“物”的范畴,充分释放着“物”的消费与日常生活属性。作为对比,男性向网文即使也依赖劳动改变命运,却更偏向生产性,例如齐橙的几部带有“工业党”色彩的小说[11]。

说种田文比较特别,是因为这种赋予劳动以价值与尊严的叙事,在“十七年”之后就变得不常见。它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曾有短暂回响:对于孙少平而言,劳动是自足的,劳动与人的自我实现具有同一性,它不需要外求如通过与金钱、地位的交换来达成自我解放。在劳动中,个人与世界发生着有机联系。不过,如黄平所指出的,这部作品也预示着劳动主体在改革大潮中的悲剧命运,一个不得不面临的未来是“‘劳动’被改写成工作,‘劳动者’被改写成‘劳动力’,‘世界’的问题成为‘个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成为精神世界的问题”[12]。正因为如此,此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更热衷书写的是劳动的异化。在很多作者笔下,劳动是对劳动者体力与精神的压迫与压榨,甚至以一种靡菲斯特式的否定力量塑造着主体。纵观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纸面/严肃文学,如果说在莫言等少数男性作家那里,劳动还能偶尔呈现一种传奇与诗意从而沟通某种超越性的生命体验的话,那么女作家则更多地表现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疼痛感或创伤体验。如在郑小琼等人的作品中,女性打工者的境遇触目惊心,已经毫无劳动尊严可言。

直到种田文的出现和发展,才重新接通了劳动与尊严的通道,它以通俗化的补偿叙事,再次赋予劳动以正向性。在一个经穿越/重生才能进入的幻想世界中,女性凭借着前生/身习得的经验与五花八门的劳动技能重获新生,在一步步审时度势的理性规划下,不断积累财富与提升地位,在改变了自己的同时,也改造了外在环境。当然,对自己的改变集中在追求幸福美满人生上,而改造外在环境的目标则限定在确保幸福美满人生的小环境上,主要指小家庭(核心家庭)环境。如连蔓儿(《重生小地主》)对幸福美满的理解就是小家庭不受欺负、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爱以及过富足的小日子。第一条指向独立,这是前提与保障;第二条指向幸福,这种幸福可以是“很简单的”,可以容忍“劳动的辛苦和物质的贫乏”;不过要想“美满”还是得富足才行,“如果可以富足一点,再富足一点,就更加美满了。要为此而努力啊,连蔓儿”。

种田文的女性向也恰在此处再次显现出来,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把握得住的自由与幸福,所经营的是小日子与小环境,始终以小家庭为核心寻求个人及其劳动的意义。如果说“十七年”带有公共性的“生产劳动”因把妇女从“狭隘”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被赋予一种“神圣”意味[13](PP114-130),那么种田文的致富性劳动则是去神圣化的“异托邦”。在这个“异托邦”世界,女性完成了个人的主体性建构。“异托邦”是源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个未及充分阐发的概念,本文在使用此概念时主要参照邵燕君的理解与再阐发,即“异托邦之所以能在乌托邦之后为人类反抗提供‘另类选择’(或至少是另类想象)的可能性,并非因为它比乌托邦更有反抗性,而恰恰是因为,不以反抗为目的。它对‘主流逻辑’的毁坏、表征、抗议、颠倒,全部来自于它的异质性——不知道、不关心、不care,自己和自己玩。中国的网络文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异托邦”[14]。种田文劳动叙事的“异托邦”性质主要表现在它不管不顾地再造劳动致富神话以及有意逃离男性/主流目光的“圈地自萌”,既然“启蒙的绝境”无可改变,那么在梦境中“自己和自己玩”,也许是为数不多的保持思想情感的异质性与鲜活性从而避免随波逐流的方式之一了。

在这种穿越/重生的种田文中,女主的前世或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青年,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人生挫败(如《重生小地主》中的连蔓儿),或是已经取得事业的成功,成为公司的某个“总”(如《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中的夏小兰)。而再活一世,对于前者意味着总结教训、弥补遗憾,步步为营掌控人生;对于后者则类似于游戏中的“满级大佬回新手村”,游刃有余地经营更为完满的人生。这场用劳动来改变自己、改造周边世界的试验,是注定不会失败的,因为它来自前世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现代知识与经验,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发展主义的时间观,从而也显示了它对现实规则的非反抗性。

这种劳动首先是一种生产性的,可视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有效媒介,一方面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归属关系变得简单直接,另一方面亲历劳动全过程并最终占有劳动产品赋予了劳动者改造环境与掌控个人命运的主体性,但其更指向消费领域,乃至与消费融为一体,因为劳动的价值主要是以劳动产品来衡量,而劳动产品则以它的交换价值与变现能力来衡量。由于女性向所默认的日常生活性与社会空间的有限性,劳动基本上只会限制在与大众日常相关(主要指衣食住行)且不愁销路的消费品(所谓的“物”)生产上,如蛋糕、葡萄酒、刺绣品、首饰、新鲜农作物等,而且永远不担心购买力问题。种田文里有一类“美食文”(即通过制作美食发家致富)的变体,更可以直接说明种田的“消费性劳动”特征,也可以看到其内在包含的想要把控劳动全过程(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分配)的愿望。

为了凸显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种田文往往又会设定一个生产力低下且物资匮乏的“异世界”(“过去”或异时空),以使女主在原本世界稀松平常的劳动技能绽放光华。于是劳动就几乎与财富画上了等号,而爱劳动与诚实劳动经过如此煞费苦心的安排,才终于重获正当性,再次回到伦理的范畴。

不过,对劳动价值的再次赋魅是以对世界的“降维”叙述为前提的,它几乎无法做到重新设想一个“美丽新世界”。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按行动的力量将从古至今的虚构作品主人公区分为五种类型,即“神祇”型(“在性质上比凡人和凡人的环境优越”)、浪漫传奇型(“比其他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优越”)、“高模仿”型(“比其他人优越,但无法超越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低模仿”型(“既不比其他人优越,也不比他所处的环境优越”)以及“反讽”型(“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劣”)[15](PP41-43)。借用这一观点,种田文实际上是通过强行降低他人与环境加在主人公身上的压力,将“低模仿”型拔高为“浪漫传奇”型(与之相比,“男性向穿越文”更像是“神祇”型)。主人公(无论“前世”是成功人士还是普通人)的行动力不是被提升,而是被释放。如果说前世(或者说当下)是一个“启蒙绝境”的世界,高度发达的现实空间已经让人的发展举步维艰,劳动变得越来越失去了意义,只能不断内卷以维系对环境微小的改变,那么种田文则是通过退回到启蒙/现代前,为个人的自由造境。如此,劳动技能以及与之匹配的认知与思想情感就有了极其合适的且尚处白纸一张的试验场。因为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分配与消费领域,都处在一个被启蒙/现代规则(包括经济规则等)随时激发的临界状态。所以,只要女主展开行动,环境与人就立刻发生朝向预料方向的改变。

这种所谓的“异托邦”世界自然是保守与想象力不足的,因为它只能回望过去而无法放眼未来,且承认从过去到现在的整体性发展逻辑。因此,它一方面通过想象“异托邦”的方式显示异质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当下的整体合理性。几乎所有种田文的劳动致富手段都来自当下的馈赠,当下与过去的信息差、技能差、认知差等构成了这一馈赠的核心内涵。即便如《王妃反穿记》这样让古代王妃穿越到现代留守儿童身上,也是利用能力差、技能差(会刺绣、会做点心以及作为将军之女的见识与胆识等)改善生存环境,这实际上依然遵循着当下的经济社会逻辑。

在上述意义上,种田文与之前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式书写并不构成截然对立关系,而只是在同一前提下不同维度与态度的表达。这自然是一种保守,所以它的劳动叙事会顺应当下的消费社会逻辑,而为了让这个逻辑顺滑并沿着这个逻辑制造“爽点”,种田文不仅会如前文所述取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与障碍,也会有意忽视劳动过程的艰辛,穿越女主在类似“上帝之眼”的加持下,总是劳动技能拉满,她们会酿酒、会做菜、会养殖、会种地,乃至种豆得瓜。随着种田文的发展,还进一步给女主配上了随身空间、随身灵泉、随身系统等“金手指”,让她们更能在劳动中游刃有余。这无疑是对劳动的极端浪漫化想象,反映了远离乡村的城市青年在现实的重重压力下对乡村田园的美好期待而非现实图景。

但这种书写也并非只能从通俗文艺的“白日梦”机制中去解释,而是依然有其积极意义。退回到乡村田园并构建一种劳动的“异托邦”,虽然尚不能再造一个“美丽新世界”,但对劳动价值的肯定以及在劳动中生成的是非爱憎,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讽与微调。通过这种肯定与爱憎分明的表达,作为劳动主体的女性呈现出一种新的形象或者人设。

三、“极品”亲戚与“不吃亏”的女主：新人设的生成

种田文所热衷塑造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勤劳、务实与能干的,她们都有着相当明确的目标:过上好日子,最终当一个“地主”。这一点从几部小说的标题就可以看到,如《重生小地主》《重生地主婆》等。这既是好日子,也是小日子,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无暇、无心也无法改变更大的世界。同样,在奋斗“翻身”的过程中,她们也不想外求,而是相信凭自己就能达成所愿,因此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如连蔓儿在面临是靠裹小脚嫁入富贵之家还是保持大脚时就曾如此想:“不靠婚姻、不靠男人,她难道不能自己赚钱?”多数种田文无法准确归类到言情范畴,与此设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其主要的篇幅、核心的情节是如何“自己赚钱”,男性在多数情况下被处理成“自己赚钱”过程中的锦上添花或者“奖赏”,是对自己所选择道路正当性的一种见证。

对“自己赚钱”的肯定也就同时肯定了为“自己赚钱”所付出的劳动,如此,是否愿意劳动就自然有了伦理属性。种田文中的“极品”亲戚几乎个个懒惰并嫌恶劳动,他们只想占有劳动果实,却尽可能避免自己劳动。很明显,他们都共享着“劳动无法改变处境”“劳力者治于人”的认知前提。这种认识原本在道德态度上就是暧昧的,种田文将之植入在实际上并没有能力摆脱劳动者身份的“极品”亲戚脑中,就更加凸显了他们道德上的缺失,从而反向衬托了主角靠自己劳动与赚钱的道德合法性。也因此,围绕着爱劳动与否就构成了种田文的一对主要矛盾。

种田文热衷表现斗“极品”亲戚,这几乎与叙述种田致富情节同等重要,以至于这二者实际上构成了种田文的一体两面。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原本种田文的主要矛盾理应集中在生产领域,主要情节应讲述劳动过程中如何克服来自劳动本身的难题,以及如何努力将劳动的成果转化为财富。但实际上,由于穿越重生者所具备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优势,上述种种皆构不成难题,于是矛盾冲突就似乎只能转向劳动成果的分配/消费领域。“极品”亲戚之所以“极品”,主要就是想不劳而获,想尽办法(常见的是打亲情牌,利用“孝道”进行道德绑架等)占有诚实劳动之人的劳动成果与财产。这自然从侧面再一次印证了种田的“消费性劳动”属性,它决定了“私人领域内对消费产品的分配权的争夺,对生产资源的争夺”是其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私人领域就是家族”[16](P68)。还是以《重生小地主》为例,一家兄弟四人,老三、老四勤劳本分,老二偷奸耍滑,老大则有秀才功名,不事生产、自私自利却是全家的希望,而且二老健在,父亲偏心老大,母亲持家却骄横跋扈。于是局面就成了:老三、老四一起供养老大、老二,虽是劳动主力却最无家庭地位,沦为处处受气却只知忍让的“包子”。这就是生于老四家的女主连蔓儿所面临的主要家庭环境,而作为穿越女主,她改变现状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父母的“包子”性格,让他们敢于对“吃亏”说不。当然,女主自己的显著个性特征就是不愿吃亏,这正是宅斗之所以发生的前提。

这类不愿吃亏的女主,在女性向网文中相当普遍,也反映了当代大众文艺中女主人设的一个演变。借用王玉玊的观察,这一演变就是从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式的“白莲花”人设到互联网时代的“反白莲花”人设,后者甚至形成了一股网上“浪潮”[17]。这种新人设由于不符合传统/男性对女性的期待,招来了不少反感与批评,不过却可以反过来证明此人设的某种新颖性与冲击力。

在种田文中,类似于田敏颜(《重生之翻身贫家女》)的“斗争哲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十倍还之”——基本为种田女主所共享。她们的共识是“包子”性格是不能成事的,但也不是不能伏低做小,这要看是否对自身有利,同时也要把握尺度。如田敏颜教育两个弟弟时所说:“我们不必像条狗似的摇着尾巴献媚,骨气虽不能当饭吃,但我们不能说丢就丢了。而必要时的恭维用得恰到好处会为我们带来好处,可过了,就惹人恼厌了。”“把脾气拿出来,那叫本能,把脾气压下去,那才叫本事。”穿越者既在局中又在局外的游戏视角,赋予了女主独立而理性的自我意识,因理性而自在,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现实中女性对自我解放的想象。实际上,这种行事的逻辑在男性向网络小说里也很常见,只不过都安置在男主身上,极少以此塑造正面、可爱的女性形象。这一点也可以与女性向小说做一些对照。

由此也可以看出,种田文一方面相信勤劳致富及其伦理价值,另一方面也明白打通勤劳和富裕之间的通道还需要不少条件和保障。这其中至少包括如下两个:一是“不吃亏”的个性保障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二是劳动技术(不是劳动强度)真正实现了劳动的价值最大化。在此意义上,女主与“异托邦”世界“原住民”在对劳动的认识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技术与个性(或者技术加理性)实际上发挥着“金手指”的魔法效果,它抹平了认知与实践上的差异。

几重合力的结果就是对他人、世界掌控力的加强,也就是个人愈益强大。在这方面,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在发表于2010年的《古代地主婆》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女主流泪与痛苦的描写,以及见到古代名人或权势人物(如沈括、宋神宗等)不知所措或遭亲娘殴打而默默忍受的画面,但到了《重生小地主》以及此后的典型种田文里,女主面对任何困难阻力或者大人物都能进退有度应付自如,再也没有意外感与痛苦感。女主所拥有的行动力已经使其距弗莱所说的“神祇”型更进一步。但是,这也与其越发自觉的“退守”有关。

所谓“退守”,具体表现为将女主强大的行动力框定在小日子这一清晰的边界内而换取的:除了“宅斗”,尽可能地与世无争。无论是“不吃亏”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都是从消极面出发的。蔡翔在分析《芙蓉镇》里的“小日子”时指出:“安居乐业,意味着个人生活的自我规划并不具备扩张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善。”[18]借用这个看法,也可以认为,这种从消极面出发的行为,因为不具备扩张性,所以维护住了个人的“善”与诚实劳动的道德性。这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个体化时代的“无痛伦理”在网络文学叙事中的投射。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认为,“后道德社会”的“无痛伦理”与强调“无限强制性责任”、主张“自我牺牲与奉献”的传统的“有痛伦理”相对,核心要义是“不要求作出较大的奉献,但也不能接受自己受损,人们无须费心去做英雄的壮举,而只须在灵魂与狂欢、美德与利益、迫切的未来与安乐的现时之间做好调整”[19](PP4-6)。“无痛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前提下的消极伦理与底线伦理,它对21世纪的中国青年一代的伦理状况亦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新时期的“小生产者”伦理理想到种田文的消极争斗,也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四十年的一条绵延的线索。

不过,正是由于这一不扩张性,种田文的保守性也是一目了然的,哪怕在“异托邦”的世界,女主的归宿通常也只是结婚生子,而且都生有男孩,最终是过平常的生活。作为对照,那些被女主斗争的对象,却往往只生女孩,结局也都不怎么好。这自然是一种妥协,或者说是“异托邦”意义上的非反抗性,但将其定性为“虚假的觉醒”[20]似乎责之太苛,种田文原本就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叙事,将女性的行动/劳动空间约束在私人领域也是理之必然。不是说只有进入公共领域才会通向所谓“真正的觉醒”,关键还要从整体上看这种家庭/私人叙事在提升女性作为主体的价值方面是否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女性是否对其处境有着某种自反性认知。种田文通过想象一种生产与消费无缝衔接的劳动整体性,至少部分接通了劳动的私与公。如此,私与公就不是截然对立的,尽管它有些过于强调私人劳动——以改善个人生活乃至保障个人美好生活为目的的劳动——作为公共劳动前提与基础的一面。因此,种田文的家庭劳动已不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劳动,而带有回应现实问题的自觉性与想象性。在《重生小地主》中,连蔓儿也想要一份最为理想化的爱情与婚姻,但又感觉“爱情是奢侈品”,不敢想太多,“因为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人都是这样,当不能如愿的时候就容易生出怨恨。怀着平常心,努力的生活,反而更容易得到幸福和满足”。即通过劳动经营日常生活,降低期望值,先抓住能够抓住的,把理想爱情(也意味着女性的理想身份)当作意外收获,则是现实原则下的幸福。这无疑还是一种“小生产者”意识与梦想的反映,其妥协保守性就表现在对财产的过于信赖以及对生活世界的“小确幸”中,与其说是“虚假的觉醒”,不如说是“虚拟的觉醒”,因为意识到虚拟之后仍然有所追求。

这种鲜明的个体意识在种田文中的另一种典型表现是对集体、大家庭本能的不信任与抵触,于是分家也就成为勤劳致富的必经阶段。如果说“不吃亏”的个性起到的是莫让“极品”亲戚染指劳动成果的震慑作用,那么分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才是最终的制度保障。同时,只有真正摆脱“极品”亲戚的纠缠,才能愉悦且高效地劳动。因此,连蔓儿才会认为“能分家出来另过,真是太幸福了”。分家虽不能终结“宅斗”,却是保持“宅斗”心态的余裕和巩固“宅斗”成果的重要一步,因此才会具有“幸福”意义。

尽管在“宅斗”叙事中,“极品”亲戚的设置看起来很不真实,似乎是为了“宅斗”而硬生生召唤出来的,但从这种个人视角尤其是网文的主要受众青年人的个人视角来看,一方面亲戚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亲戚的形象越来越负面,青年人不愿意与亲戚接触已成常态,甚至出现了“断亲”现象[21]。这不仅是社会转型与代际冲突造成的,现实生活中在赡养老人、分配家产、合伙做生意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也都一再冲淡了亲情。另一方面,随着消费社会与社会个体化的深化与加剧,人们对他人、集体与集体生活的忍受力与认同感越发减弱,例如“宅文化”本质上就是免受一切外界干扰的文化,追求一种在个人空间内的“自在”。在此情况下,“极品”亲戚无妨被理解成对个人“自在”构成“惘惘威胁”的他者与集体力量的化身。综言之,“极品”亲戚所反映的是心理真实与某种社会真实的混合,是经济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青年亚文化的产物,而不仅仅具备叙事意义。

不过也应注意到,种田文中不只有“极品”亲戚的亲情冷漠,还有着对亲情的珍视。这首先表现在女主身上,守护亲情、带领最亲之人一起过上幸福生活是其勤劳奋斗的主要动力。田敏颜穿越后第一次立誓“要扭转这穷困悲惨的命运”并“当个人人羡慕的有田有地有房子的大地主”,正是缘自双亲的“关切又慈爱”。连蔓儿对幸福美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体验亲情之上。此外,珍视亲情甚至同样表现在那些“极品”亲戚身上,其一般特点是,“恶婆婆”总有一个或几个无条件疼爱的小姑子,其程度远远大于对儿子的爱,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利益计较,非常纯粹。与之对照,女主的外公外婆一方也总是良善的,女主的母亲也是其最要爱护和团结的人(也是在“极品”亲戚设置中受伤害最大的人),而女主的父亲在一些小说里是团结的对象,在另外一些小说里却可能是“极品”亲戚中的一员(如《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这里明显也有性别视角的设定,良善的总是出自母亲一方,似乎她们才是自己真正的“家里人”。这样有意无意之间透露出来的感觉结构,可以从沈奕斐有关女性“个体家庭”认知的研究里得到部分验证:“个体家庭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强调定位家庭与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不把配偶的父母包含进来,这既和父系体系下的男性家庭认同不同,也和子宫家庭的概念不同(包含自己的父亲)。其次,男性的家庭概念,无论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比女性大。”[22](P130)

四、结论

网络小说种田文重启了劳动的尊严叙事,同时也重新赋予了“爱劳动”以可欲的伦理意义。在种田文中,那个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充满着压抑与异化的劳动等来了某种“拯救”。不过,这种“拯救”是通过“穿越”这一幻想装置来完成的。穿越构筑了一个“异托邦”的世界,在这里,原本只能让人感觉倦怠的劳动由于被安置到一个还未被深度卷动的语境而重新焕发活力,并且这种活力被特别强调和绑定在它的交换价值与变现能力上。这其中的女性向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突出劳动的消费性,并将消费性劳动的改造能力尽可能地限制在家庭与日常的空间与范畴,经营好小日子、在其中感受幸福与美满是女性主人公的主要人生追求;第二,在劳动叙事中交织言情与世情,但与以往的言情与世情小说不同,劳动被放置在前景中,成为女性自我角色塑造的首要与主要场域,这里的劳动虽然有浓厚的私人劳动性质,但由于“异托邦”赋予了劳动以活性与整体性而具有了与公共性劳动的连带性,因此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并非狭隘的家庭妇女;第三,在这种劳动的尊严与伦理叙事中,女性有意逃离男性目光,在个体化语境下重新建构自身的人设,将这种“不吃亏”的人设与劳动价值的实现挂钩,并从中想象一种新的家庭构造与亲情关系。

种田文是当代文学中“小生产者”意识与梦想的延续,同时又显现出了比较强的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的逻辑,从这点看,它的保守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反映了“不以反抗为目的”的“异托邦”特点。但在“启蒙绝境”或者说深度内卷的当下语境中,也不完全是消极的。

在种田文所营造的“异托邦”空间中,因为始终要把人放在“主人”的位置,实际上一直在避免成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劳动动物”。阿伦特指出:“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23](P95)在某种意义上,种田文热衷于斗争“极品”亲戚,并努力构建小家庭亲情的美好,就是为了填满“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劳动—消费—再劳动的被动性积极生活的危机,确保女主作为主体的行动力。如此,“极品”亲戚也就只能不断被召唤出来,与女主及其小家庭构成鲜明的道德性对照。

近些年种田文对空间、灵泉、系统等奇幻因素的吸纳,以及与逃荒文、末世文的合流,既是类型创新的需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借此分散劳动—消费循环对人的控制。一方面获得劳动的余裕,另一方面限制劳动向欲望性消费无限的滑动,同时它也逐渐与现实的家庭伦理环境相妥协:“极品”亲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逃荒、末世所带来的外部阻力。而作为“异托邦”,它却始终隐喻着现实的不完美,从而保持了自身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