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文琪
责编：GSD主编
2025年10月，一则关于窦骁与何超莲离婚的传闻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向太陈岚在视频中暗指某位富家女下嫁男演员后闹离婚，还提到女方花光男方积蓄却不愿分享家族资产，网友立刻发动联想，迅速将矛头对准这对2023年才完婚的夫妻。尽管两人随后发文辟谣“感情稳定，勿信谣言”，但这场风波已然戳中了一个深层的社会议题：当女性在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上显著高于男性时，这类婚姻为何频繁遭遇质疑、污名化，甚至被预言必然失败？
这不仅仅是明星的八卦新闻，更折射出当代中国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张力，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婚配模式正在遭遇性别革命与阶层固化的双重冲击。本文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解读下嫁引发争议的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学意涵。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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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资本交换的场域
我们要理解下嫁为何引发争议，首先需要明白婚姻的社会学本质，它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资本的交换与阶层的再生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84）指出，社会空间由不同形式的资本构成，包括经济资本（财富与收入）、文化资本（教育程度与文化品味）、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和象征资本（声望与名誉）。这些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并通过婚姻、教育等社会实践实现代际传递。婚姻在此意义上成为一个资本交换的场域。
在传统社会，男性往往掌控经济资本，而女性更多依赖婚姻来积累这些资源。因此，上嫁成为女性提升地位的策略。在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理想状态是嫁入门当户对或更高阶层的家庭，以保障家族利益和社会稳定。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女性就业机会少，经济独立难，婚姻成了阶层向上跃迁的唯一途径，下嫁显得是如此不合时宜。
徐克版《梁祝》便展现了这种封建背景下女性想要下嫁的爱情悲剧。影片中，东晋士族衣冠南渡之后社会飘摇，门阀争相拉拢以维持地位，婚嫁讲究“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祝父为三品官员，为了巩固朝中地位攀附权贵，意图把独生女祝英台嫁给太守的儿子，可是女儿却和出身寒门的梁山伯相爱，二人努力与家庭抗争，但个人跨越阶级的爱情最终还是遭到整个时代的合力绞杀，以双双殉情作为惨烈结局。
时间来到现代，如今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相爱并缔结婚姻，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而殉情已经成为古老的传言。女性有了受教育与就业的机会，充分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之中，不需要婚姻也能凭借个人奋斗实现经济独立乃至阶层跃迁。可为什么下嫁依然被热议、被唱衰？
注：虽然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但仍有超过半数的中国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
图源：ILO Modelled Estimates database ( ILOEST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ILO ), uri:ilostat.ilo.org/data/bulk, publisher: ILOSTAT, type: external database, date accessed: January 07, 2025.
以窦骁与何超莲为例，何超莲作为赌王何鸿燊之女，拥有巨额经济资本与顶级豪门的象征资本；窦骁虽是知名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化资本与公众认可度，但在经济资本和家族社会资本上显然不占优势。这种资本结构失衡引发了公众两方面的社会焦虑。
其一是交换失衡的想象。传闻中婚礼花光男方积蓄、女方拒签28页婚前协议等细节，本质上是公众对资本交换不对等的焦虑投射。“如果窦骁无法提供对等的经济回报，那么他凭什么配得上何超莲？”“如果窦骁花了这么多钱办婚礼，那么何超莲凭什么婚后不给他经济补偿？”人们仍然默认婚姻应建立在资本对等基础上，一旦失衡，就会担心有人“吃亏”或“高攀”。
其二是阶层边界的松动。何超莲的下嫁被解读为豪门阶层边界的突破，这威胁到通过内婚制（endogamy）维系的阶层再生产机制。向太的提醒实质上是对精英阶层内婚规范的强化——豪门女性应该嫁给同等或更高阶层的男性，以确保家族资本不外流。布迪厄指出，统治阶级通过婚姻策略（matrimonial strategies）来维护其社会地位，而下嫁则可能导致资本的稀释或浪费（Bourdieu，1996）。
由此不难看出，当代社会的婚姻市场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女性经济资本的增长使其不再依赖婚姻实现向上流动，但社会对婚姻资本对等的期待并未消失，反而在下嫁案例中以更隐蔽的形式显现。从对女性吃亏的担忧，到对男性高攀的质疑，都是传统交换逻辑在现代性别格局变化下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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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秩序的颠覆与霸权男性气质的危机
下嫁之所以引发社会热议，不仅因为它打破了阶层匹配的逻辑，更因为它颠覆了传统性别秩序中的权力分配。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雷文·康奈尔（1995）提出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指出所谓男性气质并非生物本质，而是社会建构的权力关系。在父权制框架下，霸权男性气质强调男性的支配地位、经济供给能力与保护者角色，而女性气质则与服从、依赖、温柔等特质挂钩。婚姻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不仅是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更是权力关系的体现。男性通过经济供给获得家庭权威，女性通过依附获得经济安全。
但是，女性下嫁对这一性别秩序构成了多重挑战。
1.男性养家者的角色失效。窦骁在经济上无法扮演传统的养家者角色，被网友调侃“被富婆养”“靠女方吃软饭”，其实是社会对男性气质危机的投射。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指出，当男性无法通过经济供给建立家庭权威时，其男性身份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可能引发心理焦虑甚至暴力行为（Kimmel，2013）。
2.女性下嫁的选择被污名化。何超莲的选择被解读为眼光差、恋爱脑，这是父权文化对女性自主选择权的否定。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应嫁得好（即向上流动或门当户对），下嫁被视为对家族利益的背叛与个人理性的缺失。这种污名化话语本质上是对女性经济独立后自主择偶权的规训——即便女性拥有经济资本，她们的婚姻选择仍需符合父权制的逻辑。
3.性别角色的结构性滞后加剧了这一矛盾。尽管女性经济独立程度不断提高，但社会对男强女弱的婚姻模式的期待并未同步更新。女性可以成为养家者，但若男性未能相应承担照料者角色，婚姻中的角色重组将陷入真空地带，引发夫妻内部冲突。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1989）中指出，即使女性成为主要经济来源，她们仍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形成停滞的革命（stalled revolution）——经济结构变了，但性别文化观念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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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机制：从越轨标签到印象管理困境
当下嫁被定义为一种越轨行为时，污名化机制便开始运作。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的管理》（1963）中指出，社会通过标签化过程将某些特征或行为定义为越轨，污名化的个体需要进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以维护自我形象。婚姻作为一种公共仪式，不仅是私人关系，更是社会身份的展演。门当户对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界定了正常婚姻的边界，而下嫁则被符号化为异常冒险甚至失败。
*《污名：受损身份的管理》-欧文·戈夫曼
在窦骁与何超莲的婚姻中，污名化过程清晰可见：
1.标签的生成。向太的“豪门女被吃软饭”暗示、网友的“人财两空”评论，将何超莲的下嫁符号化为不理智的吃亏选择，将窦骁的上娶符号化为图谋财产的高攀行为。这些话语通过不断重复与扩散，在公众意识中固化为下嫁必婚姻失败的刻板印象。
2.印象管理的焦虑。面对污名化，窦骁与何超莲通过及时发布辟谣声明（“感情稳定，勿信谣言”）以及此前低调恩爱的公共形象塑造，试图展示正常的婚姻符号来对抗污名化叙事。然而，戈夫曼指出，印象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劳动，当事人需要持续证明自己的婚姻正常，这种证明本身就暴露了他们被污名化的处境。一旦你需要“证明自己没问题”，就说明你已经被视为“问题”。
3.自证预言的陷阱。污名化不仅来自外部，还可能内化为自我怀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默顿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理论指出，当社会持续强化某种负面预期时，即便初始状态良好，外部压力也可能制造内部裂痕（Merton, 1948）。如果窦骁与何超莲不断被质疑婚姻能否长久，这种质疑本身也可能成为婚姻的压力源，导致预言成真。
更深层次地看，污名化机制维护的是传统婚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将下嫁定义为越轨，社会强化了上嫁或门当户对的规范性，从而确保阶层边界与性别秩序的稳定，继续维系豪门与寒门、男性与女性的资源不平等地位，这正是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权力，不是通过暴力压制，而是通过话语与符号的不断重复，让个体自我规训，回归他人期待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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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性婚姻到纯粹关系：不完整的转型
要真正理解下嫁现象，需要将其置于婚姻现代性转型的宏观背景中。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1992）中提出，现代婚姻正在经历从制度性婚姻到纯粹关系的转型。制度性婚姻基于外在规范（阶层匹配、性别分工、家族利益等）维系，而纯粹关系则强调内在情感质量与平等协商，双方基于自主选择、持续沟通与情感满足维系关系，而非外在利益捆绑。吉登斯认为，这种转型是现代性脱域（disembedding）过程的一部分：个体从传统共同体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窦骁与何超莲相恋多年、低调恩爱的经历，正是纯粹关系理念的实践——婚姻不再服务于家族联姻或阶层巩固,而是个体情感需求的满足。他们的婚姻选择体现了吉登斯所说的情感民主（democracy of emotions）：双方地位平等，关系基于爱与信任而非利益交换。
然而，转型是不完整的。尽管个体追求纯粹关系，社会对门当户对、男强女弱的期待仍是制度性婚姻逻辑的残留。向太的提醒、网友的质疑，都是制度性婚姻规范对纯粹关系的反扑。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在《个体化》（2002）中指出，现代性带来个体化的同时,也制造了亲密关系的混乱，传统规范瓦解，但新的关系模式尚未稳定，个体在自由与不确定性之间挣扎。
这种脱嵌与再嵌的张力，使下嫁成为社会转型期的试验品。一方面，它承载着新价值观的希望，证明婚姻可以超越阶层与性别的藩篱；另一方面，它也承受着旧规范的压力，不断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爱》（2003）中进一步揭示出“流动的现代性”中，爱情既带来自由，也带来焦虑。下嫁女性面临的困境在于，她们选择了基于爱的纯粹关系，却被迫在固态的社会评价体系中证明自己的选择合理。这种错位是现代性转型未完成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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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婚姻自由意味着不被评判的权利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女性真的不能下嫁吗”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答案：问题不在于下嫁本身，而在于它触发了多重社会机制的张力。
在阶层维度，下嫁挑战了通过婚姻维系的阶层边界与资本交换逻辑，威胁到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机制；在性别维度，它颠覆了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权力秩序，引发霸权男性气质的危机与女性自主择偶权的污名化；在文化维度，它违背了门当户对的规范符号，遭遇污名化机制的围剿；在时间维度，它暴露了从制度性婚姻到纯粹关系的转型困境过程中新旧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归根结底，所谓“女性不能下嫁”的话语是父权制与阶层制度对女性自主选择权的规训。它通过制造下嫁必将婚姻失败的恐慌叙事，迫使女性回归传统婚姻模式，从而维护既有的性别秩序与阶层边界。这种话语的受害者不仅是下嫁女性（被污名化），也包括上娶男性（被质疑男性气质），以及所有试图突破传统婚姻框架的个体。
社会学的价值不在于告诉人们“该不该下嫁”，而在于揭示“为何下嫁会成为问题”。当我们追问“女性能不能下嫁”时，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社会何时能够摆脱对婚姻的工具性想象，真正尊重个体基于情感与平等的关系选择？当下嫁不再是新闻，上嫁也不再是美谈，婚姻真正成为两个独立个体的自由结合时，或许才是亲密关系现代化的完成时刻。
正如窦骁与何超莲在辟谣声明中所表达的那样，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幸福由自己定义。这不仅是他们的个人宣言，也是对所有被传统婚姻规范束缚的个体的提醒——真正的自由不是选择上嫁还是下嫁，而是拥有不被评判的选择权本身。
参考文献
1.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Bourdieu, P. (1996). On the Family as a Realized Catego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3(3), 19-26.
3.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Prentice-Hall.
6.Hochschild, A. R.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Viking.
7.Kimmel, M. (2013). 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Nation Books.
8.Merton, R. K. (194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Antioch Review, 8(2), 193-210.
9.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Sage.
10.Bauman, Z.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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