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里，家庭与性别的版图正在悄然重绘。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这标志着“性别革命”的上半场开始。她们不再只是家庭照料者，而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然而，这场革命带来了新的矛盾——女性在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家庭劳动负担并未相应减轻。许多母亲在“第一轮班”下班后，回到家中还要继续完成“第二轮班”。结果是夫妻在育儿和经济之间的再分工不断被重新谈判。当双职工家庭成为常态，女性调整职业路径，男性却仍保持经济主导，这种不对称的平衡即使性别革命陷入“半途停滞”。

    而“性别革命”的下半场，则指的是男性开始更多地进入家庭领域——参与家务、照顾孩子、承担情感劳动，不再只是“养家的人”，而成为“照料者”。Goldscheider 等人的研究指出，这一过程已经在多个国家逐渐展开，并且研究也发现，当男性真正参与家庭生活时，伴侣关系会更稳定，生育意愿更高，家庭也更可持续。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推进，我们看到的未必是家庭的瓦解，而是更平等、更稳固的新型家庭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晚婚、低生育率、高离婚率等现象，并非“家庭衰落”的信号，而是社会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旧性别制度，过渡到“双收入、双照料”的新制度过程中的阵痛。

    那为什么两个“半场”之间会有漫长的间隔？

    其关键在于：女性走出家庭需要社会支持，而男性走进家庭更需要文化的改变。

    与上半场相比，下半场更缓慢，也更艰难。在长期的社会观念中，职场属于男性，而家庭被视为女性的领域。现有研究称，男性如果申请育儿假，往往面临来自同事与雇主的压力；而缺乏经济与制度激励，也让他们望而却步。

    “下半场”是否已经在路上呢？

    过去的研究显示，年轻男性对家庭中性别平等的态度日益积极，尤其是在育儿方面。并且这种观念转变正逐渐反映在现实中——父亲更多参与照料、夫妻关系更稳定、二孩出生率提高。也有研究认为母亲在生育后显著减少劳动时间，而父亲的就业几乎不受影响。

Anita Li（2025）发表在 Demography 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她提出核心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间，美国男性在孩子出生前后是否减少了工作时间？这种变化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采用了1989–2020年间美国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的月度追踪数据，观察了三代男性（分别在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成为父亲的人）在孩子出生前后16个月内的工作时长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和伴侣特征的差异。

    结果显示，在所有群体中，父亲在孩子出生月份的工作时间都有明显下降，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一下降趋势逐渐增强——2010年代的父亲在孩子出生月平均少工作约7.4小时，比1990年代的父亲多减少约2.9小时。

    虽然这一变化通常在几个月后恢复，但它也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男性在孩子出生时短期减少工作时间的现象正在增强。

上图:男性在孩子出生前一周的平均工作时长（按生育世代划分）

下图: 孩子出生后的不同月份（相对于出生前为参照组）对男性每周工作时长的平均边际效应

这一变化具有明显的阶层差异，在受教育程度较高、伴侣也在就业的双职工家庭中尤为显著。

    具体来看，尽管无论教育程度如何，男性在孩子出生月份的工作时间都有所减少，但这种减少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中更为显著。没有大学学位的男性在出生当月平均少工作3～5小时，而大学毕业的男性减少近10小时。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父亲越可能在孩子出生时主动减少工作。

    不过，这种差异通常是暂时的——一个月后，教育背景间的差距已不明显，两个月后大多恢复至生育前水平。

图2: 孩子出生后的不同月份对男性每周工作时长的平均边际效应

以生育世代与是否获得大学学历分组

    婚姻与伴侣特征同样重要。研究显示，已婚男性的工作时长减少幅度大于未婚男性；伴侣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在孩子出生当月工作时间更少；而在双职工家庭中，父亲的工作时长下降最为明显，且这种变化往往可持续至孩子出生后两个月。

陪产假制度的普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相比 1990 年代，如今更多男性会在孩子出生时申请陪产假——无论是带薪、无薪，还是非正式的“个人休假”。同时，即便在控制“是否休假”的情况下，父亲在孩子出生月的工作时长仍显著下降，说明男性参与家庭的意愿正在自发增强。这也显示出观念层面的转变。

    在中国，这场“性别革命的下半场”仍在萌芽。

    在学术领域中，中国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关注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而在中国大陆，围绕“父亲参与”展开的讨论大约始于2008年前后。并且至今这类研究仍相对分散，大多附属于母职或亲子关系的研究中。

    一些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男性家庭角色正在经历转变。越来越多的男性表现出对育儿的积极态度，他们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孩子的生活与教育，在学习监督、学校沟通等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在家务安排上，他们也与伴侣之间也更倾向于平等协商，而非固定分工。在一线城市中，很多男性也会主动支持妻子的职业发展，承担更多育儿责任，使家庭内部的角色关系更加灵活。

    不过，这种变化同样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性别、阶层、城乡差异、工作制度与家庭友好政策等因素，共同决定了男性能否、以及如何“走进家庭”。

    中国的“男性回家”之路既充满希望，也充满张力。

    女性群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职业独立的增强，正在推动家庭关系走向更加平等的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男性也正在成为关系的共同建构者。众多高学历伴侣之间的婚姻，也逐渐从传统分工转向“共同投资”的合作关系，夫妻双方在育儿与家务中的分担更加灵活、协商化。 当职场与家庭这两个长期存在性别分化的领域同时经历结构性变革时，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种新的平衡正在形成当中。

    然而，美国的经验也提醒我们，“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虽然已经启动，但其进展仍然有限且不均衡。性别平等的脚步依旧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与此同时，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否必然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参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被转化为休闲、自我放松？

    在东亚社会语境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或许会让这场革命走得更为艰难。男性长久以来被教育成“主外”的角色，这种文化脚本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权力、责任与情感的分界，也让“回家”需要重新理解与实践的课题。“回家”不只是空间的移动，而是关于责任、亲密与平等的再协商与再学习。

    未来的关键，不仅在于让女性能够走出家庭，能够在公共领域与男性平等竞争，也在于让男性能够并自愿走回家庭。只有当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被重新定义，当照料成为双方共同的责任，我们才可能走向一个更平等也更可持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