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没有标题党，但是这一篇也许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没有偶像剧里的狗血情节，然而这可能才是中国大部分乡村学生的真实境遇。

 

文 | 吕利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回忆我的初中时光

 

上大学以前，我是四川眉山的一个农村女孩。我初中三年在一个乡镇初中度过。后来去县城念了高中，到北京念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现在成了一名大学教师。我时常会想起难忘的初中时光。

 

东坡之乡与浑浑噩噩的时光

 

我的初中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我的家乡眉山，成都平原西南部，古时称眉州，古往今来最有名的人物是苏东坡，近年大家最熟悉的面孔是《流浪地球》男主屈楚萧。虽说是穷乡僻壤，不过我们乡名却很文气——仁寿县龙马区龙江乡。一条蜿蜒的无名小河途经此地，连接着都江堰和我们县的黑龙潭水库。

 

我的初中学校坐落在离河大约500米的半山坡上，教室临窗的座位可以俯瞰这个小镇以及这条不知疲倦的小河。河边就是国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各式货车、轿车常常让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好奇，让我们畅想山外的世界。每逢赶集的日子，马路上更是人声鼎沸。9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农民打工潮还没有开始，乡镇个体经济和小市场充满活力。

 

刚读初中时，“大学”这个词语还没有进入我的人生辞典，书本的世界虽然吸引我，但大多数时光浑浑噩噩，只有美术课可以让我全神贯注。妈妈问我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当老师，这是我脱口而出的答案。做幼儿园老师是我当时模模糊糊的想法。

 

人生有另一种可能？

 

教语文的魏老师刚从县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很斯文，很有书卷气，刚满18岁，还有一点婴儿肥。那时候，我的作业总是做得马马虎虎，大概是魏老师无法再忍受，有一次，他在我的作业本上用红笔写了一句话：“你应该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周敦颐的《爱莲说》，我们当时刚学不久，也是为数不多我可以全背下来的古文。在老师的作业评论上看到这句话让我受到很大触动，对我具体有什么影响，我也说不清楚，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第一次被重视和认可的欣喜，有一个你很尊敬的人告诉你，你的人生有另一种可能性，你可能可以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然而，我受到的鼓舞并没有落实在行动上，上课还是迷迷糊糊。有一次上课完全没听讲，专注描摹历史课本的插画，被老师没收了课本和笔。下课去老师的办公室拿本子时，小心脏很忐忑，害怕老师的批评。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讲了许多鼓励我的话，这次谈话至今难忘。“我们县城有一所很好的高中，仁寿一中，你很聪明，应该可以考到那里去”，老师当时说的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仁寿一中具体是什么样子，老师也没有具体说，但看他这么认真的样子，让人觉得仁寿一中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如果能考去那里读高中，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对于小小少年而言，很酷的事情一般很有吸引力。从此以后，我对于考高中这件事情，有了一点懵懂的憧憬，也给我的学习带来了动力。

 

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

 

初中的时候寄宿，教物理的刘老师，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的生活。最初寄宿的住宿条件不好，刘老师跟我父母提议，安排我到她家里和她的女儿一起住，我的生活质量从此得到极大改善。

 

刘老师的爱人也姓刘，人称刘师傅，四川南充人，学校伙食团团长，极善烹饪，他做的担担面、油饼、包子、回锅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中学回忆，每天被刘师傅的担担面早餐叫醒，现在想起来也仍然觉得美滋滋。

 

刘老师女儿叫刘婧，身材小巧，鬼灵精怪，有趣的大姐姐，正在读高三。为了给女儿进补，刘师傅在后院养了几十只乌鸡，每次刘姐姐从县城的高中回家都有一大桌好菜，一份爆炒乌鸡肉自然少不了，这些乌鸡被消灭光，有一半是我的功劳。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喝过很好美味的乌鸡汤，但我现在也仍然觉得，最美味的乌鸡还是当年的爆炒味道乌鸡最美味的做法还是应该属于爆炒系列。

 

初中的校长姓周，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周松泉。周校长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一身文人气质，身材精瘦，高度近视眼镜，精神饱满，周一早上在操场上的升旗仪式和全校大会，周校长的讲话从来都是声如洪钟，和他清瘦的身材形成强烈对比，那时候学校还没有麦克风和喇叭。

 

搬到刘老师家以后，我和学校老师们住在了一个院子。初三第一学期中间，深秋，区上第一次组织全区统考，近十个初中学校第一次拉通排名。

 

考试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院里小伙伴与往常一样一起玩乒乓球。这次和往常不太一样，周校长竟然来加入了我们！第一次和校长打乒乓球，十分紧张，走球的方向总是不听使唤。

 

校长一边打乒乓球，一边和我闲聊，没聊两句就很认真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这次全区统考你作弊没有？” 啊？作弊？！我当时脑袋一懵！心里喊冤枉嘴上却紧张地说不出话，莫须有的罪名啊！校长见我的反映反而笑了起来，乐呵呵地说：“这次全区统考，你考得不错，第二名，和第一名差距也很小”。现在回想起来，校长应该是在和我开玩笑。

 

上个世纪末的农村乡镇，虽然小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但在我们学校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补课这件事情，更别提学校老师开补习班了，压根没有的事情。

 

考了全区第二，我的周末生活从此改变，不能再漫山遍野地撒野，也不能去田间地头找同学玩耍了。周校长率领众科任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周末补习套餐。

 

记得中考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英文、化学、物理、政治和历史，我会得到一些额外的学习辅导资料和作业任务，每一科的老师周末轮流为我加课，每位老师也会额外抽出时间检查我的学业状况，全班考试测验的时候理科老师给我出一个难度加强版。那时候的考试卷子还是油印，多出一套卷子，意味着老师油印做版的工作量加倍。

 

在老师们的集体努力和呵护下，中考我顺利如愿考入了魏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的县城最好的中学——仁寿一中。中考成绩在全县也是名列前茅，对于这个结果，周校长很欣慰。

 

8月，那个夏天的雨一直下个不停，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先发到了学校，周校长和我的政治老师、物理老师一起，冒雨徒步把通知书送到了我家。每每想到这一幕，心里总觉得很暖。中学老师给我的无私关爱和呵护，此后一直滋养着我的人生。

 

至于，当我第一次听到魏老师说“仁寿一中”时，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精彩呢？快20年以后的现在，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所高中开启了我更多人生的可能性。

 

90年代农村的教育困境

 

或许与魏老师第一次跟我说“你应该上仁寿一中”有着某种神秘关联，而今我的研究正好一直在关注农村教育问题，那些年的求学经历中遇到的懵懵懂懂的问题疑问逐渐有了答案：

 

上世纪90年代，全国超过80%的人生活在农村。《义务教育法》虽然已经颁布，但学杂费还未免除，农业税尚在征收，新农合新农保遥遥无期，农民的日子很紧巴，超过6亿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1990年，全国6-11岁的小学学龄儿童中，仅有81.5%的人在校读书，12-14岁初中学龄儿童在校率仅有79.6%。全国五分之一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90年代的农村小孩，绝大多数人的最高学历止于初中。1999年，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这更像一个纪录片，这样的故事在广大的农村和贫困地区几乎每天都在真实上演。

 

90年代的中国农民，对于子女的教育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日子再穷再苦，孩子如果能考上好学校，砸锅卖铁也是要供的，但是资源总是有限的，于是有限的资源总体上倾向于男孩。1990年，男孩在各个年龄的教育机会碾压女孩，尤其在初中毕业以后。

 

当我们在讨论教育的时候，常常与社会平等联系在一起。绝对的平等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地位的不同，人，生而财富不平等，1%的人拥有99%的财富，这是我们需要承认的社会现实。对于具体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 “机会平等”。

 

我想借用美国政治学家Robert Putnam在他描述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隔离和阶层固化趋势的畅销著作《我们的孩子》中对机会平等的阐述：机会平等意味着下一代的前景问题，意指出身不等的年轻人事实上能否自大致相等的起点踏入社会经济的阶梯，生来能力相等的年轻人是否可以平等地攀登这阶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害怕失败，人们失败的时候不至于跌落谷底，仍然相信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可以重新爬起来，人们相信努力和奋斗。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教育”就是其攀爬社会经济等级的阶梯。

 

如今农村的教育困境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的持续扩张为全中国的80后、90后搭建了攀爬社会经济等级的阶梯，这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提供了助力，也让当前的青年一代在许多方面都超过我们的父辈。

 

然而，与美国的情况类似，当我们考察国内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们的教育机会时，我们发现不平等的鸿沟越来越大。过去我们读书的时候，农村学校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中，有镇长的子女，有校长的子女，有乡镇企业家的子女，也有贫困家庭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这种情况却很少见，镇长、校长和乡镇企业家的孩子几乎都到县城、省城上学。许多人对中国未来的代际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充满担忧和不安。

 

许多同龄人已经为人父母，当他们要为孩子支付昂贵的课外辅导费用时，常常深深地感叹，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已经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许多人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上过辅导班照样能考上好大学。当我重新回忆我的中学经历以后，我深切地认为，我不是天生奇才，我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这离不开我的中学名师点拨和集体无偿的付出。上世纪80、90年代，农村和乡镇聚集了一大批教师精英，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有爱心、有情怀，他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现在农村教育最为稀缺的。

 

责任编辑：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