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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对你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人问起你的民族，相信你一定能在第一时间里回答出来。我们的民族不是从一出生就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在户口本上吗？
可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民族身份对于你到底意味着什么，你的回答又会是什么呢？你的民族是不是一项可以独特地定义你的特质呢？
换句话说，你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你实质性的身份认同？而又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出于家庭习惯？甚至是一定程度上为了享受优惠性民族政策的策略性选择呢？
首先谈谈，种族是什么？
种族（race或者ethnicity），由于往往会基于一些生物性的特质来定义，常常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先赋特征。
但实际上，尽管人们在向官方申报自己的种族身份时会依据自己身上的一些生物性的特质，有时也会基于自己真实感受到的种族认同感，但种族身份所承载的内容要远远超越于种族划分所依靠的种种特质。
种族身份也是一种社会建构，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会出于与种族身份相关、而不同的其他原因来确定自己到底要在官方系统里申报怎样的种族身份：
比如，在Marx 1998年基于美国、巴西和南非的研究中，他发现“种族形成”（race-making）是一个优势族群（advantaged groups）和劣势族群（disadvantaged groups）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
那么，是什么在影响种族形成呢？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家会通过种族的区分来进行利益分配，种族间的界限会在这种不同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被再划分，各族群，尤其是劣势族群（享受到利益的族群）的种族认同感会进一步加深。
Loveman和Muniz 2007年的研究发现，在1910到1920年之间，波多黎各人口中申报自己为白人的比例上升了7.5个百分点，要比20世纪其他年代增长的两倍还多。
这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他们通过分解分析发现：
这一变化大多是由于在这10年间对于“白人”的定义拓宽了。在这一时期，白人与黑人通婚出生的孩子被更多归为白人，而非黑人。1910年，在白人与黑人通婚出生的孩子中，5.7%被归为白人，11.1%归为黑人；而在1920年，9.2%被归为白人，8.1%被归为黑人。
尽管白人与黑人通婚的比例在所有婚姻中所占比例较小，但这种种族划分的变化却反映了定义“白人”所遵循的默认规则已经变得更加宽泛。
近期更有研究直接发现公共政策的设置已成为个人进行种族身份申报的重要原因。比如，Francis-Tan 和Tannuri-Pianto 2012年的研究就发现巴西大学录取中对于不同种族录取的份额激励了大家从非黑人改为黑人、从较浅肤色的种族改为较深肤色的种族的趋势。
中国的民族
与国外的种族（race）概念不同，中国的民族（ethnicity）身份确认则基于更加多元的识别标准。
除了西北部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具有较明显的生物特征差异外，民族划分更多地基于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语言、文化和区域。
因此，中国的民族身份划分可能要更为复杂，民族边界也要具有更为明显的流动性。特别是，随着城市化和人口区域流动的增加，很多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语言和身份认同上的区分都更趋弱化。
但与此相对的，却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从1953年的 6.06% 略降到1964年的5.77%，随后稳健地增长到1982年的6.70%，1990年的7.96%，2000年的8.76%，随后略降到2010年的8.40%。
这样的增长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认同的实质性变化，但是，其他的社会原因，比如在生育、教育等方面优惠性的少数民族政策也无疑激发着人们策略性地申报少数民族身份。
当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少数民族申报政策的进一步严格化，除了基于父亲或者母亲的少数民族身份进行申报，通过证明自己的家族渊源、居住历史等比较灵活的方式进行少数民族申报已经几乎完全被禁止。
这种政策的严格化也反映在以上2000年到2010年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涨幅减小、甚至降低的趋势中。
计划生育和少数民族身份
在我与Andrew Francis-Tan教授今年发表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少数民族优惠性的生育政策的确激励着少数民族身份的申报。
众所周知，在全面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我国实行差异化的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较为宽松，表现为少数民族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而超生则又会遭到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惩罚。
所以，我们就非常好奇，这种优惠性的生育政策会不会激励人们多申报少数民族身份呢？
我们研究发现，当一个地区违反生育政策的罚款（fine）越高，申报少数民族身份的可能性就越高。
当我们进一步检验不同地区的差别时，如下图所示，只有在对少数民族放宽生育政策（exemption）的地区，生育政策罚款与少数民族身份的正向关系才存在，而且这一正向关系会随着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提高而加强。
这意味着，只有当少数民族的身份能够给个人带来生育上的优惠时，违反生育政策所牵涉的罚款才会显得机会成本更高，从而激励少数民族身份的申报。
我们还发现，在受教育较低的家庭中，生育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申报的正向关系会更强。这间接反映了受教育较低的人群生育意愿更高的情况。
与上文提到的波多黎各研究相似，我们的结果也显示，在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家庭中，相关生育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申报的关系更强。也就是说，违反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高成本会促使通婚家庭更多地申报少数民族身份。
本期作者
穆峥，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
靳永爱、李婷、吕利丹、赵梦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图文编辑：
王中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研究生
参考文献
Francis-Tan, Andrew and Zheng Mu. 2019. "Racial R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Resurgence of Ethnic Minority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8(5): 733–769.
Francis,Andrew M. and Maria Tannuri-Pianto. 2012. "Using Brazil’s Racial Continuumto Examine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HigherEduc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7(3): 754-784.
Loveman,Mara and Jeronimo O. Muniz. 2007. "How Puerto Rico became white: Boundarydynamics and intercensus racial reclassification."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72(6): 915-939.
Marx, Anthony W. 1998. Making Race andNation: A Comparison of South Af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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