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深入探寻中国人口发展规律-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文 | 王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监察专员）

2018年初，茅倬彦博士《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问世，是一部深入探寻中国人口内在发展规律的学术力作，实在值得称道。具备以下五个突出特点。

一是扎实的理论阐述。

前五章综述了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外学术界涉及人口惯性的研究文献，详解了稳定人口等几个重要的人口学概念，归纳给出了作者对于人口惯性的定义，为展开全书论述奠定了扎实基础。

梳理了人口惯性测量方法的发展过程，借助模型生命表估算了不同死亡、生育水平下稳定人口的惯性大小，为进一步计算和解释人口惯性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严谨的测算和分析。

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应该能对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利用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本书计算了1982-2010年全国和各省的人口惯性变化，对各省（区、市）的人口增长趋势做了分类。

三是理性的政策建议。

一项科学研究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未来作出预测、提出建议。作者模拟了2010-2050年中国人口惯性，强调自2020年起，中国人口惯性因子将低于1，出现显著且不可逆转的负惯性增长，由此导致老龄人口在总人口占比将上升到约35%。

在回顾了几十年来生育政策的一系列决定和产生的影响后，提出，2010年至2020年是中国政府提高生育率、出台鼓励生育支持相关政策的战略窗口期。

四是宽广的国际视野。

作者全面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了东亚和欧洲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人口惯性变化和政府采取的措施，分析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保证了本书研究的学术水准。

作者指出，人口惯性为政府变革生育政策提供了判断的预警线，忽视人口惯性会延误生育政策选择的时机。并发出警告：目前中国可能面临生育率失去弹性、人口负增长惯性强化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双重危机。

五是通俗的语言风格。

从定义概念、阐述原理，到计算数据、分析结果，乃至对未来的推演和预测，全书语言风格简洁严谨，没有抽象晦涩的表达，应尽可能地把深奥的学术道理讲得“通俗易懂”，以便于读者学习理解。

书中分析在以下两个方面研究还需加强。

第一，人口惯性计算和研究对数据质量要求很高，待有更完备更准确的数据，对目前的计算结果进行校核，深入细致地进行各省、各国的对比研究。

第二，对其他国家人口惯性全面深刻的剖析相比下，对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分析显得有点吞吞吐吐。

其实，中国的人口学者更应对中国人口惯性的变化及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作出更全面、更科学、更详细的研究，提出有效应对的政策建议。

（本书评节选于《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5期）

《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的缘起

文 | 茅倬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一、研究的缘起

人口发展态势的判断是做好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基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总人口规模在庞大的基数上不断缓慢增加，由2000 年的12.67亿继续增长到2010 年的13.41亿。预测表明，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长，要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才进入负增长阶段（王广州、王军、2019）。

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水平要持续长达近四十年，而总人口却会持续增长五十年才能到达峰值？

2007年我开始研究人口惯性的初衷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

我试图通过量化人口惯性，分析人口内在的出生和死亡水平对人口增长的作用大小，找到一种更为直观解释低生育率下人口增长的原因，从而突破以往通过人口总量的增减、时期生育水平的高低来判断人口形势的思维定势。

这项研究力图回答低生育率下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三个规律性问题：

一是在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惯性变动趋势是什么？

二是低生育率持续近30年，为什么中国人口总量继续增长？

三是低生育率下何时是我国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最佳时机？

从人口惯性的视角来探索低生育率下人口内在规律的研究持续了大约有十年的时间。始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顾宝昌教授攻读人口学博士学位期间。

当时人口惯性的相关研究在国内还没有开始，总共能找到的文献才十几篇。国外开展相关研究的人也并不多，主要是Keyfitz、Preston、Lutz等耳熟能详的人口学界大腕，论文中大量的数理统计推演公式让人头疼不已。

我深深感到要做好这个研究会有很多硬骨头要啃，只好潜下心来默默阅读所有可能获得的相关英文文献，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了人口惯性的测量和分解方法，在可获得数据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人口惯性，探索了死亡和出生对人口惯性的作用大小。这个研究过程得到了顾宝昌、郭志刚、王丰、陈卫老师的悉心指导。

博士毕业后，我在政府职能部门下属研究机构工作了十年，这使得我能够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人口和生育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我感觉到人口惯性的研究应该从理论和学术探讨走向实际应用。

多年来我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人口惯性的研究旨在探索低生育率下人口内在规律的研究方法和实践应用，因此并没有在数据的校准上花太多功夫，而是将多数据源的生育率数据均纳入考察范围，来测算人口惯性未来的趋势。

但是低生育率下人口规律的探索研究要得到普遍的认可，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得多。投出的论文被一些期刊拒绝，理由是没有新意。

这让初出茅庐的青年科研人员感到困惑的同时，也对这项研究的价值产生了自我怀疑。2018年，我面临即将晋升正研究员，我感到，这个时候应该把人口惯性的研究付梓，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交代。

与此同时，我得到了我的博士导师顾宝昌教授的鼓励。顾老师一直从事低生育率相关研究，把握着学术的国际前沿，思维及其敏锐。

他百忙之中专门找我深谈了两次，充分肯定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仔细帮我修改了文稿，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还就下一步深入推进研究做了细致的指导，更让我深受鼓舞的是他欣然答应为本书作序。

《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一书出版后的反响令我很是意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老龄司监察专员王谦在认真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深入探寻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力作：评<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以下简称《书评》），充分肯定了这项研究对探寻低生育率下我国人口发展规律的理论贡献和量化价值。

这篇读后感还产生了涟漪效应，直接推动了低生育率下人口惯性研究在人口学术圈内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

2019年7月，中国人口学会年会理论与政策人口专委会在长春召开了“人口负增长规律研究：概念、理论和量化”分论坛，我的研究和王谦专员的《书评》在这次会议上先后演讲，会议室内座无虚席，与会专家学者约50人开展了热烈讨论。

接着，这项研究引起上海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的再度关注。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省份，1993年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出现负增长，早于全国30多年（刘永良，1999）。

2019年9月，在左学金教授的直接推动下，上海人口学会和上海老年学学会联合举办了“人口惯性与人口负增长”研讨会，邀请我去做主旨发言。会议还特别邀请到了长期研究低生育率的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和我的导师顾宝昌教授，以及1990年代担任上海计生委副主任的刘永良老前辈。

两次会议的讨论、前辈的评价，极大鼓舞了我从这个角度探究低生育率人口发展规律的信心，深化了我对人口负增长规律的理解。

二、认识生育的历史过程是渐进艰辛的

回顾人口惯性研究的十年历程，与其说这是一名研究人员的学术成长历程，不如说，这是在从高生育率转向低生育率时代人们对人口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认识高生育率，还是认识低生育率，都存在这样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

认识高生育率源于工业革命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相应的高生育水平并没有同步下降，导致了世界性的人口增长。

全世界人口从1950年25亿到1985年的50亿，仅用了35年时间，增长势头从欧美工业化国家扩散至亚洲和拉丁美洲（Reher 2011），人口增速达到历史最高。在现代死亡率大幅下降之前，由于无法应对高死亡水平，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有足够高的生育水平，以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费孝通，2005、王丰，2000）。

这种既定社会文化机制的改变没有跟上人口转变的速度，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人们意识到抑制高生育率的思维。

与认识高生育率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认识过程更为艰辛。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控制人口的巨大成功禁锢了人们的思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降低高生育率为目标政策的成功是不可估量的成就。政府和民众普遍接受了人口控制的思想：降低生育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生育孩子数量增加会减少家庭财富积累的观念。目前，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普遍观念，也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的生育标准。

因此，要充分讨论以促进生育为目标的政策措施，必须要认识到过去降低生育率政策取得的历史贡献。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进一步促成了低生育率文化观念的转变：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投入了难以估量的资源，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反生育新文化，多生育子女俨然成为无知落后的表现（郭志刚、王丰等，2014）。

1970年代初期，千百年来保守文化制度是降低高生育率的主要障碍，但这些文化制度受到极大冲击，最终证明并不能成为今天改善低生育水平的潜在推力（McDonald, 2007）。

二是理论不足延缓了对低生育率的认识。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降到更替水平之后保持这个水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几乎所有国家生育率在达到更替水平后继续下滑成为普遍的趋势，领衔者是欧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人口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低生育水平是由于生育推迟引起的短暂现象。当出生推迟，每年的生育率就会下降。随着时间流逝，推迟生育并没有出现，期望的生育率提高并没有发生，时期调整的生育率的估计值也被调低。然而，低生育率纯属短暂现象的观点延迟了一些国家政府采取行动提高本国生育水平。

21世纪初，人口学家卢次（Wolfgang Lutz）等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研究[1]指出， 2000 年是欧洲人口进入从“人口正增长惯性”转向“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关键转折点。

由于世界人口长期以来的增长趋势，人们通常习惯于人口的惯性增长，对惯性减少( 或负增长惯性) 知之不多。这是人口学界首次提出“人口减少”的严正警告，也引发了人们对全球蔓延的低生育率的高度重视。

一直以来，人口负增长在我国长期得不到重视，这首先是因为这一问题很复杂，概念抽象不易理解，其次是因为虽然生育率已经长期保持超低水平但人口总量仍在增加，第三是死亡率处于较低水平。这些都阻碍了我们观察到人口负增长的到来，进而没有对这一现象有所警惕。

王谦司长，人口学科班出身，专业知识扎实，又长期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规划、信息化和流动人口工作，曾经负责组织多次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自2010年来组织年度全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历任原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副司长，计划财务司副司长，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司长。

王谦司长的《书评》结合了三十多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体会，提取了书中精华部分，从而避免了书中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公式干扰非人口学专业人士的理解，使得更多人能够明白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惯性研究对人口方面的实践工作的重要现实意义。

写在最后

必须承认的是，《书评》中提到的“似应避免的瑕疵”让我很是愧疚，也反映了我出书时手忙脚乱的状态。

今年，我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到了高校，成为一名教师，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热爱的研究工作。我更加深刻认识到，从事科研学术既要狠下苦功夫，又要坐得住冷板凳，任何时候最难战胜的都是自己。我也将把这种感受和体会传递我的研究生们。《书评》既是对我学术的鼓励，更是对我的鞭策。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欣然接受了《书评》刊发在《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LutzWolfgang, Brian C．O’Neill, SergeiScherbov. 2003. Europe’s Population at a Turning Point. Science，New Series Vol. 299，No. 5615 : 1991-1992．

[2]Peter McDonald. 2007. “Low Fertility and Policy,” Aging Horizons :No.7:22-27

[3]Reher David S. 2011.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Supp.）: 11–33.

[4]王广州、王军：“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与新变化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5]刘永良主编：“上海人口负增长与计划生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6]费孝通：《乡土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7]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