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为何生二胎的集中于中产阶级高收入职业女性？-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编者按

这篇论文根据沈洋助理教授与蒋莱副教授于2019年发表在Journal of Family Issues上的论文改编。论文题目“Reproductive choices of highly educated employed women with two children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DOI: 10.1177/0192513X19881186

2019年上海社科院一项6000人的调查显示，在有上海户籍的女性中，生二胎的女性集中于这样一个群体：年龄30-39岁，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白领工作，家庭年收入20万及以上。目前国内学界很多研究集中于讨论二胎生育意愿，而众多研究发现，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是有差别的。

上海社科院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已生育二胎群体的人口学特质，而我们的研究则探究了她们生育的潜在的与深层次的原因。在0-3岁机构育儿普遍缺失、传统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依旧盛行、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的情况下，她们为什么会生二胎？她们是如何协商工作与家庭的？她们的丈夫家庭事务参与度如何？我们的研究对这些问题都有所涉及，这篇论文主要回答了她们生育二胎的原因。

这篇论文基于我们在上海做的21个访谈，所有的被访者都是已经生育了二胎的职业女性，年龄集中在30-39岁，她们都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家庭年收入在20万到200万之间。她们的这些特征符合了在上海更可能生二胎的群体。此外，超过1/3的被访者家庭住房面积在170平米以上，1/4的家庭雇佣了全职育儿嫂。一半的被访者家庭拥有“学区房”。

在上海这样一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孩子的兴趣班每年动辄上万，而很多中产家庭的孩子业余生活被课外培训班填满。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高收入家庭更可能生娃。网上流传“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反映的也是高物价是如何抑制了生育意愿。

一、生二胎的原因

我们把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原因分为自述原因（self-narrated accounts）和生育的客观条件（conditions），自述原因和客观条件都分为外显原因（explicit reasons）和潜在原因（implicit reasons）两个维度。

1 自述原因

大多数被访者是自己主动提出想生二胎，她们的自述原因主要如下：

恐惧“失独”

不少被访者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失独”。被访者Xiang表示，他丈夫参加了同事的追悼会，目睹了白发人送独生子的悲痛场景，回家后异常感慨。Xiang和丈夫都被这件事情所触动，成为她生二胎的直接原因。

中国目前有一百万左右的失独家庭，并且每年增加7万6千个家庭。失独父母承受身心煎熬。害怕失独的情绪可能只有在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的国家和地区才会普遍弥漫。在全面开放二胎之后，被访者生二孩的行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抵御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家庭策略。

兄弟姐妹陪伴有利于孩子发展

受访者普遍认为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对孩子的发展有好处。不少想生二胎的被访者认为一孩太孤单，独生子女容易有性格缺陷，一孩环境不利于孩子健全性格的养成，因此想生二胎。

有关独生子女的性格是否没有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健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也有文献认为独生子女更加独立自主，更加有担当。此外，生了二孩之后由于父母处理不好两个孩子间的关系，而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情况，也见诸报端。而被访者倾向于认为“独生子女性格容易有缺陷”的话语，很可能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背景下媒体对于独生子女性格讨论的影响。

自然化生育行为（Naturalisation of a second birth）

有海外工作生活经历的两位被访者认为自己的二胎生育行为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多子女家庭才应该是常态，她们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持批评态度。她们的生育二胎行为暗含了对于一孩政策的不认同与挑战。

2 生育的客观条件

生二胎的条件（conditions）包括工作稳定、经济条件允许，拥有较强的生活技能和积极的心态，这些都与被访者的高学历有关。大多数被访者都在事业单位或者公务员机构稳定就业，而这些工作通常都需要研究生学历；高学历女性的配偶通常在学历和赚钱能力上与之旗鼓相当，使得家庭经济状态相对优越；被访者还提到在研究生求学期间磨炼出的毅力、批判性思维、笃定与自信可以用于育儿。

此外，生育二胎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上一代支持。父母帮助不光降低了她们家务以及育儿成本，也保证了她们可以全职工作。但这一点在国内大城市普遍可以见到，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目前在国内0-3岁的托育机构普遍缺失。

隔代抚育的普遍性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在21个被访者中，有16个被访女性至少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上一代对于独生子女的经济和情感支持从子女求学阶段延续到子女生育之后。而多子女家庭的女儿可能得不到像独生子女家庭那么多的父母关注。因此，“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属于高学历职业女性生二孩的潜在条件之一。

3 潜在生育条件：中产阶级家庭身份认同

除了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潜在的生二孩条件（implicit conditions）还包括了阶层化的社会文化观念与实践。被访者认为，她们生二孩的理由可能与没有高学历的女性不太一样——没有高学历的女性可能会受到传统“传宗接代”文化影响，想生儿子，而被访者中没有一位流露出这些观念。生育理由是阶层化的，与学历和生活方式有关。“生二胎有助于两个孩子的性格完善”等观念与高学历女性所处的阶层有关。

此外，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中国大城市，生二孩逐渐变得只有中产及以上家庭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Krasten（2015）发现，乐于对孩子进行投资成为建构香港中产阶级家庭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在中国内地也可以见到类似现象。

二、政策启示

生二胎与高学历并不矛盾，这对于想在学业和事业上进一步深造又同时想兼顾生儿育女的女性有启示作用。考虑到我国0-3岁托育机构普遍缺失，对于生育二胎后又想继续工作的女性而言，上一代的支持或者育儿嫂的帮助必不可少。为了缓解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保证女性就业率，政府需要进一步发展0-3岁公共育儿体系，增加父亲陪护假，鼓励企事业单位施行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等。

这些已生育二胎的被访职业女性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社科院的调研显示，阻碍上海家庭生二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负担过重。政府可以考虑对于那些想生却生不起的家庭以经济、住房等各方面补助。

而对于没有经济顾虑但对育儿服务有需求的家庭可以提供更多工作场所的育儿服务(onsite childcare services)，以减轻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

本文作者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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