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又到一年春运时，花式的抢票软件，崩溃的12306，疫情也挡不住回家的渴望，再穿插着夫妻双方回哪边过节的纠结，都指向了中国人心中的同一个信仰——“大家庭的团聚”。虽然对家的眷恋从来就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但是这种一年一度的狂欢式的迁徙以及“去你家还是回我家”式的灵魂拷问却是近几十年才新进的产物。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产生的背后有两个根本性原因：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家庭居住模式的改变。人口的迁移流动很容易理解，也讲得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家庭居住模式的变迁，即中国家庭的“分”与“合”。

 

传统的家庭居住模式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传统的家居模式应该有下面一些特点：对大家庭共同居住的偏好，从夫居（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儿子特别是长子承担起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这些印象应该说大多数都是对的。在小农经济时代，只有儿子才有财产继承权，并且承担着礼仪、祭祀等宗族事务。女儿嫁人，就不算是自家人了，大年三十也完全不用纠结去哪家过年，自有规定好的初二回娘家。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在古代父母是否都会倾向于跟所有的儿子居住在一起，形成大的联合家庭呢（注：父母与包括一对以上的已婚子女同住）？事实上从各种史料来看，自秦汉以来虽然联合大家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但这种家庭形式从来不是社会的主流，其占比也一直保持在10%以下。

 

商鞅变法启动了古代家庭的“分离”

 

在家庭制度兴起和完善的初期直至商周时代，家族成员共居共产的确是最普遍的中国家庭组织形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家庭产生了“分”的力量？制度的干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商鞅变法一直被认为对秦国的经济和军事有极大的增强作用，但是它在推动家庭变革上的作用被长期忽略了。商鞅变法其中有这么一条：“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卷68《商君列传》），在实际上强制实行了分家析户的政策，采用经济手段来强迫已婚兄弟自立门户，使得联合大家庭的居住形式在中国社会迅速瓦解。之后的秦汉朝也都大致延续了鼓励兄弟分家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经济税收和人口管理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大家族的形成以消除政治上的威胁。

 

自唐朝起，制度又发生了一定的逆转，官方开始倡导子孙合籍共居，并在法律上规定“祖父母在，父母在，不得别居异财”（《中国家庭史·隋唐五代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家庭又有了“合”的趋势。唐代家庭的规模都要明显大于秦汉时期，形成了所谓“汉型”和“唐型”家庭的分化。

 

然而即便在官方鼓励大家庭的唐代，联合家庭也仍然不是社会主流的家庭形式，这背后的原因就要归结于经济因素了。如费老所说，中国小农社会的农田经营形式是和大家庭制度不相适应的（费孝通，1982）。过多的人口分薄了田地等财产，家庭的经济状况就会陷入紧张状态，兄弟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以及婆媳关系的紧张就会很容易引起分家。那些我们在电视剧中所常见的大家庭共同居住的情形，只会发生在上层贵族、士族大家之中。只有这些家族才有足够的资源，将子孙聚拢在一起共同居住。

 

那么在中国古代最主流的家庭居住模式是哪一种呢？从父辈的角度来看，当其他子女都分家出去之后，他们与长子、儿媳及其子女所形成的直系家庭（三代）承担起了重要的养老功能。历史文献中所频繁提及的“五口之家”，就是典型的三代直系家庭。然而直系家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最主流的家庭形式。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夫妻两人或者和其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才是占比最大的家庭结构类型。这就需要从人口要素的视角来理解。从生育上讲，当一个家庭有n个儿子时，分家之后就会形成1个主干家庭和n-1个核心家庭。在古代普遍子女较多的情况下，核心家庭的数量自然就超过了直系家庭。从死亡上讲，由于古人的寿命都比较短，当双亲去世后直系家庭就自然瓦解了。那么个体一生中处于直系家庭的时间就相对有限了。

 

 

现代化力量下中国家庭的“分离”

 

如果说2000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推动了中国家庭“分”的第一步，那么近10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则再一次赋予了中国家庭“分”的力量。中国这100年以来的历史是极其复杂的，推动家庭变革的力量也是多元化的，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转变所引发的家庭功能和关系的变迁。当子代不再依附于父代经营和继承土地，独立自主的小家庭成为他们更加向往的生活方式。当社会保障体系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父代对子代的依赖也在同步削弱。当就业方式和地点变得灵活多样，家庭不仅结构在变化，空间距离也不断拉大。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直系家庭似乎也开始瓦解，向着更为简单的核心家庭演化。

 

基于西方社会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似乎能够很好预测这些年来中国家庭居住模式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学者们也相信中国家庭最终会像西方国家一样，彻底实现核心化。

 

 

中国家庭近年来的“逆核心化”

 

那么近些年来，中国家庭是否正在朝着核心化持续迈进呢？我与合作者即将发表在Demography期刊上的论文发现，事实并非如此（Li et.al., 2020）。利用1982年-2015年的普查和小普查数据，我们发现，在这期间中国核心家庭的比例持续下降，虽然这种下降很大程度是由单人家庭比例的上升所引起的，但是直系家庭的占比保持了相当的稳定，甚至在近10年内还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图1）。截止到2015年，核心家庭的占比下降到60%，单人家庭比例上升到12%，而直系家庭的比例达到了25%。

 

 

我们继续在地级市层面分析中国家庭结构类型的变迁。根据一个地区家庭的平均规模大小，单人、核心和直系家庭各自所占的比例，以及地方家庭类型的多样性，我们将300多个地级市划分为5种类型：大直系型（家庭规模偏大，直系家庭比例高）、大核心型（家庭规模偏大，核心家庭比例高）、小核心型（家庭规模小，核心家庭比例高）、直系混合型（直系家庭比例高，家庭类型多样化程度高）以及小而多样型（家庭规模小，各种家庭类型并存）。图2展示了地区类型随着年份的变化。可以清晰地发现，地区类型从1982年的以大直系和大核心为主，转变成2010年以后直系混合与小而多样型分庭抗争的局面。核心家庭只在90年代出现了短暂的主导时刻。

 

图1和图2的结果说明，中国家庭并没有完全遵循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预测，直系家庭一直占据着相当稳定的地位，但是直系家庭的分布在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有些地区有着明显更多的直系家庭，而另一些地区则更倾向于更小的家庭类型。

 

 

直系家庭的分布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因素来决定直系家庭的分布呢？如果我们同样从制度和经济的角度来审视就会发现，那些经济发展越好，城市化率越高，流动人口越多的地区，就越可能呈现出多样化的小家庭类型。除此以外，文化因素也在深刻影响着直系家庭在我国的分布。就整体而言，南方比北方地区拥有显著更多的直系家庭。这是因为北方长期受游牧民族影响，宗族文化的根基较为薄弱，并且在建国初期更早进行了工业化从而动摇了直系家庭的经济基础。

 

如果进一步以方言和民族区划来代表我国内部的不同文化区域，我们可以发现：客家话、粤语、闽语、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更高的直系家庭占比。

 

直系家庭的存续力量

 

那么似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回答，那就是为什么直系家庭有这么强大的存续力量，甚至在近十年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和合作者在另一篇论文中试图给出一个答案（李婷 等，2020）。我们考察了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生活在直系家庭的概率，在控制了年龄和时期效应之后发现老年人生活在直系家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儿童生活在直系家庭的可能性却在不断上升。换言之，直系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似乎在弱化，而抚幼功能却在不断增强。

 

该怎么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呢？可以从社会功能对家庭功能替代的视角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虽然仍然不尽如人意，但是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已经得到很大增强。很多老人在经济上已经能够独立，并且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补充照料资源。

 

而在另一方面，我国0-6岁的幼儿托育、教育体系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萎缩。在城市，公立的托育、幼儿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在农村，子代的外出流动使得父代需要承担起更多照顾留守儿童的责任。因此，家庭更加需要老人来分担照料孙子女的负担。然而这种照料可能是一种临时的家庭居住安排，父代采用两家交替或者间歇式的方式来参与照料，也非常有可能在孙子女进入学龄阶段后回归到自己的核心小家庭。

 

 

在过去的几千年间，中国家庭不断经历着“分”与“合”的过程，虽然“分”的力量一直在起主导作用，但是家庭团结的动力和韧性似乎从未走远。在需要的时候，家庭会改变居住模式以适应社会与家庭成员的需求。

 

大概无论家庭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还是会怀揣着一份对大家庭亲人们的眷恋；无论走多远，我们还是会在每一个春运时分去“奋不顾身”地“堵塞”12306的网路。

 

 

参考文献

 

[1]Li, T., Fan, W., and Song, J.(2020), “The household transition in China:1982-2015”, Demography. In press.

 

[2]李婷、宋健、成天异(2020)，“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印刷出版中。

 

[3]费孝通（1982），“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1982年3月在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的学术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