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涛 史秋洁 

 

导读

 

新冠肺炎的最初传播者并非流动人口

 

地理临近和人口就近迁移的解释力有限

 

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对未来流行病防控提出了更大挑战

 

热点地区的经商流和大城市之间的商务流值得长期关注

 

果断封城和社区防控对节后平稳复工形成了关键保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三十天内由武汉扩散到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对这种广泛而快速的传播过程进行解释时，数百万流动人口的春节返乡潮被反复提及，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通过绘制疫情扩散时空图谱、分析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动空间关系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流动人口的返乡团聚非导致疫情扩散的唯一因素，很可能也并非最重要因素。需要深入探究我国人口流动的结构性特征和新发展趋势，才能更全面地认知疫情扩散机理，更有效地应对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事件、提升城乡治理的能力与效率。

△新冠肺炎扩散的时空过程与武汉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

 

注：①面积大小与确诊病例数成正比，颜色代表各地到武汉的流动人口规模；②由于省际联系和省内联系存在本质差异，此处不含湖北省内地市；③日期后的括号内数字为当日24:00湖北省以外地区确诊病例总数（不含归属地不明的案例）；④流动人口数据来源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⑤城市标注：1月21日标注确诊病例前5名城市，1月23日起标注确诊病例前10名城市；城市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续用首字母。

 

首先，新冠肺炎的最初传播与人口流动迁移无关。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家级超大城市。它们与武汉的联系并不在于人口流动迁移，而是紧密的商务和旅游。这些城市的确诊病例数在春节之前、春节期间和春节之后均位居全国前列。因此，无论是否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大规模的春节返乡，这些超大城市在任何流行疾病面前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暴露和风险。

 

其次，流动人口的返乡团聚对疫情扩散全过程的解释力也相对有限。诚然，整个春节期间至2月2日假期结束，作为武汉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湖北省周边城市的确诊病例数急剧增加；然而，在这些周边省份，所有省会也无一幸免地暴发较为严重的疫情，甚至比临近湖北的城市更为严重，而这些城市到武汉的流动人口显然没有那么多。过去二十年，我国的铁路和航空客运量分别增长了三倍多和近十倍，远超流动人口增速。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内陆化趋势，省会等特大城市之间的商务旅游联系已经非常频繁并将持续加强，在未来的流行病防控体系中应给予高度重视。

 

再者，远距离的经商者比近距离的务工者具有更强的疫情扩散能力。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参见：离武汉越近，新型肺炎发病率越高？现实可能更复杂）。进一步地，基于城市层面的时空图谱，结合流动人口数据，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距离疫情中心武汉约800公里的两座沿海城市温州和台州，最早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两地到武汉的大量流动人口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地到武汉的流动人口以经商者为主，与湖北周边城市到武汉的务工者不同，因此其扩散的速度和强度与后者有本质区别。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中经商者的比重已超1/3，他们具有比务工者更强的流动性和更复杂的社会网络，流动人口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对未来流行疾病的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我们看到，在武汉封城之后，仅两周的时间，国内疫情的空间分布就已经基本稳定，治愈病例也很快超过新增病例；即使假期结束后，部分工作人员的复工也没有导致明显的变动。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当机立断的封城决策显然对全国疫情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周潜伏期之后，跨城市的迁入型病例几乎消失；第二，各地城乡社区严防严控的策略、全国人民的积极配合和伟大牺牲保证了几乎全国同步的疫情控制效果。正是在这样的疫区果断封城、全国联防联控前提下，才保证了后期逐步复工的过程中并未出现新的严重疫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迁移已经是一种常态。在本次疫情中，流动迁移人口的返乡团聚显然对疫情扩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城市、社区甚至因此产生了新一轮的“排外”行动，这不仅大可不必，甚至违背基本社会道德。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流动人口的内部构成正在快速变化、日常的商务旅游流更是迅猛增长。本文的分析表明，我们对流行病传播的关注点应该更多地向后二者转向。毕竟，席卷全球的趋势表明，没有大量流动迁移人口的返乡团聚，疫情扩散依然无法避免；毕竟，在人口流动的新形势下，疫情可能随时发生，过度关注春节人流，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对政策形成误导。

 

注：部分成果已被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接收，即将发表在其Graphic版块。

 

参考文献

 

[1].Gao, P., et al., Visualising the expansion and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by cartogram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20: p. 0308518X20910162.

 

[2].Chen, S., et al., COVID-19 control in China during mass population movements at New Year. The Lancet, 2020.

 

[3].Li, H., J. Strauss and L. Lu,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civil aviation in China. Transport Policy, 2019. 74: p. 187-200.

 

[4].Xu, X., et al., Clinical findings in a group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outside of Wuhan, China: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BMJ, 2020. 368: p. m606.

 

本文作者

 

刘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未来城市研究中心 研究员

 

史秋洁 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