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的抗疫工作取得了初步胜利，大批抗疫英雄开始返乡，行业复工复产，都市恢复了部分往日的热闹。然而，新冠疫情在国外愈演愈烈，西方国家政要都频频中招，同时一些狂热的欧美青年还仍在人头攒动、飞沫聚集的演唱会和音乐节中放飞自我。

 

我们不禁充满疑惑，记忆中传染病盛行的时代似乎已成为过去，为什么现如今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些发达地区也还会受到传染病的影响呢？在这次疫情中，为什么中国的防疫工作相对行之有效而在国外却举步维艰呢？

 

这第一个问题的原因就要从流行病转变讲起了。

 

流行病转变这一理论最早由A.R.Omran提出，主要阐述了现代化过程中各国普遍经历的死因模式由从传染病向慢性非传染病的转变长期过程，并分析了健康与疾病模式与人口、经济、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Omran（1971）提出人类历史上流行病的转变经历了三个时期：饥荒和传染病大流行时期、传染病大流行的衰退期与退行性和人为疾病期。随着人口转变，目前全球死亡率正趋于一个稳定的较低水平，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已进入退行性和人为疾病时期。流行病转变理论为了解人口疾病和死亡现象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家的医药资源投入也是沿着这个逻辑，正更多导向慢性病。美国2020年用于慢性病防治和改善的预算达到9.51亿美元，高于同期所有其他类型疾病。去年，我国医保局也下达相关文件督促各个地方将不少于10种慢性病纳入门诊保障制度。同时医药企业的研发资源也会极大倾向于有更大市场需求的慢性病治疗上。

 

然而，从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非传染疾病转变的决定因素并不简单。Omran（1971）称自己也不能详尽，转而提出了影响疾病转化的三大类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因素（Ecobiologic determinants）、社会经济因素与医疗卫生因素。其中，后两个因素相对易于解释，被广泛地讨论，而生态环境因素则常常被忽略。

 

实际在生态环境中，疾病因素、环境中的敌意程度和宿主的抵抗力之间存在复杂平衡，很多疾病的出现和消失与医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毫无关联（比如17世纪末欧洲的瘟疫自然衰退）。也就是说，无论何时，生态环境都可能逆向转变，为人类重新带来传染病危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都自然地假设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掌控力越来越强，生态变化对人类的威胁会越来越小，但却遗忘了生态环境变化可能卷土重来，对人类系统重新造成重大伤害。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一次卷土重来，打破了环境中的敌意程度和宿主的抵抗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那么接下来，面对同样的疫情，为什么各国在疾控方面表现各有不同呢？

 

实际在历史上，世界各国或地区流行病转变的模式、转变速度、决定因素和人口变化后果就都具有特殊性。Omran（1971）也曾提出流行病转变的三类基本模型：经典转变模型、加速转变模型和延迟的转变模型。西方发达国家大多遵循经典转变模式，流行病和饥荒伴随着净增长缓慢下降，这种模式的流行病转变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决定，并被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而促进。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起步较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普遍遵循延迟的模式，但部分发展中国家却也在相对更短的时间完成了传染病向非传染慢性病的转变，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转变呢？

 

Soares（2007）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导致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关键实际是健康技术资源（health technologies）的传播和应用。健康技术资源包括防疫理论、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改善等多个方面，对于疾病的控制和预防有关键作用。经实证验证，这些健康技术资源的传播和应用对于解释在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观察到的死亡率变化特别重要，换句话说，在国家或地区支出很少的情况下，这些健康技术资源也能使国民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但这些健康技术资源具有两类属性：一类具有公共属性，比如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改善水质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类资源需要有足够资金和整合力量的政府才能执行和推广；另一类则具有私人属性，比如知识、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等，需要受过教育、有支付能力、有需要的公众来接受和应用。公共属性的健康技术资源能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属性的疾病如乙肝、HIV等传染性疾病，而私人属性的健康资源则对于肿瘤、心脑血管等慢性病更有针对性。

 

由于爆发的瞬时性和极强的传播性，传染病属于典型的公共属性疾病，这类疾病的防控更具公共属性。因此，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开展在大政府国家更加有利，强有力的政府可以在短期调动大量资金投入防疫基础设施建设，落实防控政策和完成相关人员的调配，对公共性疫情实行强有力的控制。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下，中国疫情爆发之始，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就火速投入了建造并在7天后就投入使用，31个省市医疗队整装齐发驰援武汉。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和广汽集团三家车企响应号召即刻改造生产线生产口罩，日产累计达770万只。时至今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的疫情已初步得到了有效地控制，除境外输入外，多地已实现连续多日的0新增。

 

相比之下，国外相对松散的政府体制在传染病防控中很不得力。最初，由于各种原因，国外政府不愿承认疫情。在疫情爆发后，这样的消极举动带来了比较惨痛的后果，比如由于重视不足，纽约州人口集聚未得到良好控制，如今确诊人数破万，成为疫情重大灾区。其次，政府资金、资源调配能力不足，部门之间仍相互制肘。宣布疫情爆发三周有余，美卫生部长还在要求国会拨款补齐2亿7000万的口罩缺口。最后，政府基层治理能力仍相对较弱。为了控制人口外出，一些国外市长迫不得已在电视和网络上开怼，甚至一些市长已经冲到街头……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健康资源分配的不及时导致了国外各地疫情的一发不可收拾。

 

对比我国和国外的疾病管控，并不是为了与国外的体制一争高下。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传染类疾病极具公共属性，强有力的政府对健康技术资源传播和应用是应对这类疾病的最有效措施。中国式抗疫的初步胜利很大程度依赖于政府强有力的抗疫举措和人民的众志成城。失败的教训应该铭记，成功的经验也该好好积累。未来，希望我们在不同疾病考验面前，也能有效地传播和利用相关的健康技术资源，再接再厉，成为让世界更刮目相看的健康中国。

 

作者

 

盛丹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Omran, Abdel R. 2005. 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 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 Milbank Quarterly 83(4):731-757.

 

Rodrigo Soares. 2007. On 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Reduc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3, No. 2: 247-287.

 

责任编辑：李 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