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雨翔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Robert Putnam出版了著作《Bowling Alone》（独自打保龄），分析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据Putnam分析，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社区生活和社会凝聚力开始走向了衰落。

 

美国人曾经喜欢和邻居一起在俱乐部聊天、关心社区发展，现在他们则变得更愿意单独看电视、对集体事务不那么感兴趣。

 

就拿保龄球来说，以前这项运动是集体活动，大家以社区为单元组队打联赛，切磋球技的同时也增进社区内的邻里关系；现在，球馆里更常见的则是独自打保龄球的人。

 

Putnam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社会学概念来描述社会中的凝聚力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相互信任以及社会或社区内的一些习俗，只要它们能将不同的人团结起来、使其能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合作前进，就可以被视为这个区域内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美国政治的基本特色——托克瓦尔（Alexander de Tocqueville）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虽未使用这个词，但他也指出，市民通过各种形式集结、一起解决问题的社会状态，正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

 

而如今，美国整体的社会资本正因为各种原因而在减少。Putnam在书中提醒到，社会资本的丧失，会深刻影响美国民主政治的稳定。2016年，川普作为一名民粹主义（populist）色彩浓厚的“政治新人”在总统大选中意外获得胜利，并在执政过程中试图撼动许多传统的政治制度（institutions），似乎印证了Putnam的预言。

 

如果说社会资本的衰落会带来深刻的政治变化，那么近年来的政治格局改变和社会资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呢？川普的支持者们若是要去打保龄球，他们到底是会组队、还是独自一人呢？

 

2020年9月，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学者发表论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社会资本和川普崛起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资本和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并对Putnam在20年前的预言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

 

*论文：Rodríguez-Pose, Andrés & Lee, Neil & Lipp, Cornelius, 2020. "Golfing with Trump: social capital, decline, inequality,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the US,"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 106530,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 Library.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链接）

 

Putnam曾认为，社会资本和民主稳定成正相关——社会资本高，则民主稳定；社会资本低，则不稳定的因素（如民粹主义）抬头。

 

这是因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其本质是人们对彼此以及对集体的信任——政府的运作、居民自觉纳税以及人民对法律以及政策的支持都是取决于这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任。

 

社会资本的衰弱，会使个人层面的“无感”转变为社会层面的“无感”，让人们越来越不信任政府、对一切公共事物抱怀疑甚至抵触的态度——这些正是民粹主义得以在社会中生长、传统的民主制度走向衰弱的条件。

 

然而数据分析却表明，在美国，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反而是川普崛起越强、民粹主义抬头的地方。

 

研究者首先建立了一项“川普崛起指数”，以全美三千多个郡（county）为单位，计算2016年川普在各个郡的得票率相比2012年罗姆尼（当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得票率的增值——测增值可以排除一部分传统的共和党选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被川普这个非传统“局外人”政治家所吸引的人。

 

下图中，颜色越深的地方，“川普崛起指数”越高。相比2012年，中西部湖区的摇摆州许多地方均在2016年出现了不少因为川普而给共和党投票的选民——这些摇摆州的投票情况最终帮助了川普拿下四年前的总统大选。

对于社会资本，研究者则通过多个维度的数据构建了社会资本指数。这些维度的选择均受Putnam当年的著作以及其他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启发，包括：

 

1. 各个郡当地非营利组织的数目（除去国际化非盈利组织）

 

2. 2010年人口普查问卷的回答比例

 

3. 2012年总统大选的投票人数比例

 

4. 结社密度，主要包括保龄球馆、商业团体、社会团体、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宗教组织、政治团体、劳工团体、职业社团、运动娱乐中心、球队等组织在人口中的比例

 

下图中，颜色越深的地方，社会资本指数也越高。根据该指数，美国如今社会资本分布极为不均：中西部的一些州、西北部、威斯康辛州、宾夕法尼亚州东部以及一些新英格兰地区的社会资本颇高，而东西部沿海大城市以及南部的指数则很低。

若只是单纯地将“川普崛起指数”和社会资本指数作对比，很难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以上两张图的深色部分并不吻合）。但是，一旦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如人均收入）做统计学回归分析，“川普崛起指数”就和社会资本指数有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数据分析，在同一个州、人均收入相同的郡，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川普在2016年的崛起就越强。

 

 

这似乎与Putnam的理论有些“背道而驰”：虽然美国整体的社会资本衰弱了，但民粹主义抬头最明显的地方并不在社会资本衰弱最严重的地方；相反，在社会资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川普崛起指数才更高。

 

要想更深入地理解这种现象、了解川普崛起所依靠的地方，我们就得引入另一种变量——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

 

Putnam的著作虽然也有探讨发展不平衡对社会资本、政治稳定的关系，但其主要是研究社会整体普遍存在的贫富不均（即一个地方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

 

然而，当我们研究发展不平衡时，地理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美国除了有同一地区内的贫富差距以外，也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美国大都市圈的蓬勃发展，美国的农村和小城镇开始了大幅度的衰落——主要表现在人口和工作岗位的减少。川普当年竞选的重点地区就是这些农村和小城镇。

 

下面两张图分别表示各个郡的内部贫富差距和发展速度。绿色越深的地方，贫富差距越大。紫色越深的地方，发展越迅速（紫色越浅的地方，发展越落后）。

在第二组数据分析中，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幅度与“川普崛起指数”成显著的负相关，社会资本与“川普崛起指数”成显著的正相关，地区内的贫富差距与“川普崛起指数”无显著关系。这意味着：川普的崛起，主要是靠发展落后但社会凝聚力强的地区，至于这个地区内贫富差距是否严重则在整体上不是那么重要*。

*在另一组含有交互变量的分析中，经济发展幅度和地区内贫富差距的交互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意味着虽然整体上来看，发展慢的地区川普崛起多，发展快的地方川普不受欢迎，但在发展快、同时贫富差距也大的地方，川普仍有很多支持者。

 

研究者用了其他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比如用人口增长替代就业增长、使用其他的贫富差距指数），得到的均是相似的结论。

 

这些数据分析表明，美国民粹主义抬头，很有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包括社会资本和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两个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并不一定就是有助于民主政治的“良性稳定剂”。它的作用是将社会中分散的人们给团结起来，而这群人团结起来要做什么，取决于其他环境因素。

 

美国社会既存在同一地区内的贫富差距，也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后者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不容小视。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如果社会中存在较强的凝聚力，那么这种凝聚力就会将个人的情绪在群体中传播放大、增强人们的政治意识（political consciousness）、并塑造出一种集体共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一股基于空间和地方的政治力量。

 

社会资本在美国整体上的衰落给政治稳定带来了隐患，但社会资本在个别地方（尤其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的力量则是反体制、民粹主义成功当选的关键。

 

在美国各个地方的小城镇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和就业岗位长期缩水，但社会资本仍相对较强、邻里之间相比大城市更多地保持了传统的社会和社区风貌。在那里，个人的不满和愤怒，会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转化为集体的不满和愤怒。最终，当一名打着“反体制”、“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的政治家出现时，怀着集体怨气的人们纷纷来到投票箱，改写了美国和全世界的历史。

 

地图来自所引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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