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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社会如何建设家庭?

编辑荐语: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渐迈入低生育率社会,“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等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生育和养育成本高、生活压力大是制约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小欢喜》、《小别离》、《虎妈猫爸》等不少热播剧中均讨论了家庭教育问题,可以看出家庭依然承担着重要且基础的生育与养育功能。那么在低生育率社会中,如何建设家庭?如何使家庭建设支持生育决策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类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制度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在完成人口转变以后,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的社会。因此,对于生育问题和生育政策的讨论需要转到家庭政策的关节点上,重新思考家庭的功能、思考国家制度和家庭发展的关系,使国家和市场力量从侵入家庭、破坏家庭,转向支持家庭、服务家庭,从而通过完善家庭制度建设,实施有效的家庭政策来加强对人类生育的支持,从而实现与生育友好兼容的家庭制度建设,这对实现人口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是极其重要的。
 
作为生育制度的家庭制度
 
虽然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过程中非婚生育已经越来越普遍,但当今社会中,生育的基本载体仍然是家庭。家庭承担着生殖和抚育的基本功能,家庭制度仍然是人类生育的核心制度。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家庭构成人类生育的基本制度。他认为,家庭制度是保障人类繁衍的制度安排,为了完成对子女的生殖和抚育,需要对家庭制度及与其相关联的婚姻制度、亲属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等进行整体建构,使人类生育和人口再生产过程得以保证和持续。
 
马尔萨斯也意识到生育和家庭存在密切联系。马尔萨斯提出家庭制度可以通过预防性的抑制来降低生育水平和实现人口增长的控制,否则就会出现包括流行病、瘟疫、饥荒乃至战争等积极抑制的后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也提出,人口的生育行为是基于家庭的理性决策,而家庭的生育决策是与生育的成本相联系的。他从微观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了家庭学的知识体系,进一步说明家庭制度的经济理性的最优化,是理解人类生育行为和理解人类生育行为变化的因素。
 
这些经典论述的基本共识在于,家庭制度是影响人类生育活动和人类再生产的基础性制度。
 
低生育率社会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制度,曾经被认为是造福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被写入宪法,构成了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但是近年来,计划生育却转而被认为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会不利于未来经济增长、制约国家创新能力等。“废止计划生育论”因此产生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的提案,一些社会意见也提出应将“计划生育”一词从宪法中完全删除。在计划生育的管理部门与国家卫生部合并以后,2018年国务院机构继续调整,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将“计划生育”的名称从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去除,似乎是一种模糊处理的态度。但是对计划生育的历史评价和未来的存废进退,似乎仍待科学的论证和说明。
 
针对计划生育制度的争议,提醒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计划生育制度的作用。历史地看,计划生育制度发挥了降低生育率、提高母婴健康、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和成年女性死亡率、增强人口健康、促进女性发展和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等一系列积极作用。在认识到计划生育具有积极性的历史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确实存在行政强迫、忽视公众生育自主意愿的事实,以及21世纪以来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的改革缓慢。基于这些实践偏差和现实中的制度改革滞后,需要实现人口政策向公民福利、公共决策的公共政策转向,也需要计划生育政策内容和实施方式的改革完善。
 
也就是说,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计划生育,其目的不应是控制人口和降低生育率,在当前时期也并没有理由转向“鼓励生育”。计划生育作为对家庭生育进行干预的公共制度和政策安排,其目的应该是服务于家庭的生育。计划生育应该对家庭的生育提供必要的性和生殖健康的指导和服务,提供生殖和抚育的支持,不仅提供避孕节育的服务,也需要提供助孕助育的服务,从而不仅要满足“非意愿的怀孕”,也需要满足“未实现的怀孕”,满足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促进妇女健康和妇女发展,促进母婴保健和婴幼儿照料、早教,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完整的家庭计划。
 
家庭制度建设的两个面向
 
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的低生育率的强化和固化,反映出由于婚姻和家庭的变化,家庭制度作为支持生育活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在弱化。因此,针对当前人类生育率变动表现出的低生育率现象,需要通过家庭制度的变革、通过建设有效的家庭制度来支持人类的生育。
 
应对低生育率社会挑战的第一种家庭制度建设,是恢复和加强家庭的功能,从而支持人口的生育。影响生育行为的一个基本家庭因素是家庭的经济收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返还,包括对多子女家庭的税收返还和养老开支的税收返还政策,或者直接为家庭提供生育津贴,对于生育会有积极作用。
 
增强家庭功能的另一个因素是协调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提高夫妻家庭生活的时间和增加闲暇,本身会有利于他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选择。
 
破坏家庭功能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家庭形成的推迟和大量的家庭分离,这使人口流动对生育表现出中断效应。因此,加强对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生活的支持,减少迁移过程中的家庭分离和促进迁移者家庭的社会融合,将有利于我国生育水平的恢复。
 
家庭功能的本质在于家庭是人类亲密关系的社会连接。作为家庭基础的爱情、亲情根植于人类的感性。那么,在这种基于人类情感的基础性连接中,家庭的稳定性和幸福感会促进生育,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婚姻满意度会提高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应对低生育率社会挑战的第二种家庭制度建设,是将家庭的功能转移到社会,并因此支持家庭的发展和福利。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来减少家庭的负担,从而支持人口的生育。
 
这包括更加广泛的对家庭生育的社会支持,通过建设社会化的托育托幼制度、建设社会化的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可以减少家庭的压力,从而增强夫妇生育的意愿和行为。
 
我国未来有相当大的概率将面临长期低生育率的状况,因此,需要将传统的生育政策扩展为家庭政策,通过家庭制度的建设来支持和服务人们的生育。家庭制度建设有两个面向:一是增强家庭功能的家庭制度建设;二是减少家庭压力的家庭制度建设。前者可以说是“再家庭化”;后者可以说是“去家庭化”。这些家庭制度建设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政策工具,从提高家庭收入、提供生育津贴,到增加女性的哺乳假、男性的陪产假,以及促进社会保障的完善、加强社会化的托育托幼制度等。
 
与生育友好兼容的家庭制度建设
 
从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以后,我国开始进入低生育率社会。人口的生育意愿不足,折射出影响生育的家庭制度建设不足。这要求在低生育率社会中协调生育政策和家庭政策的关系,综合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家庭型友好型社会。
 
生育友好是指减少人口生育的顾虑和压力,减少对于生育自主决定的约束,并对生育行为提供充分的服务和支持;家庭友好是指实现有利于家庭福利和发展能力的制度环境。生育友好型社会和家庭友好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将生育主要理解为以家庭为载体的人口再生产行为,生育政策也构成了宽泛意义上的家庭政策的内容。然而,生育友好型社会和家庭友好型社会有时并不统一。
 
家庭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和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有时存在相错相反的关系。因此,对生育政策的执行,应该重视有利于家庭友好的生育政策。也就是说,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干预需要有利于妇女健康、有利于妇女发展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对于家庭政策的执行,则应该重视有助于生育友好的家庭政策。特别是在低生育率社会的背景下,应该更多地实施有利于支持和服务人类生育的家庭政策,通过家庭政策来支持人们的生育自主选择,服务人们的生育行为,从而形成生育友好的环境。
 
虽然应对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需要完善家庭制度的建设,但这并非意味着只要依靠家庭制度建设和家庭政策的改革,就能够充分解决低生育率社会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个人主义的不断深化,生育的意义在逐步弱化。如果生育已不再是人们的期望,那么无论怎么改革家庭制度,生育率水平也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因此,当前即使是在家庭制度已经有较充分发展的北欧国家,其生育水平仍然并没有恢复到更替水平。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塑造生育的意义,是应对低生育率社会挑战的根本问题。但是,首先仍然需要通过健全的家庭制度建设来支持和服务于人们的生育,增强人们生育决策的自由。家庭制度的完善也并不单单是服务于人们的生育,其根本目的仍在于提高家庭的福利和实现家庭的充分发展,并支持实现人们选择的自由和生活的幸福。
 
参考文献
 
[1] van de Kaa, Dirk. I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Useful Research Concept Questions and Answers.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4,2.
 
[2] 近十余年来,以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易富贤等为代表反复讨论了这些观点,在此整体作一概述,不一一列举引用。
 
[3] 在梁建章《计划生育思维应当彻底调增》的文章中,表述了期待从宪法中完全删除计划生育的看法。参见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8-01-14/101197674.html ,2018.4.14.
 
[4] 任远.定位和定向:我国生育政策未来.探索与争鸣,2017(7).
 
[5] Singley, Susan, and Nancy Landale. Incorporating origin and process in migration-fertility frameworks: the case of Puerto Rican women.” Social Forces. 1998, 76(4).
 
本文作者:任远 复旦大学人口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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