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沈小杰

 

责编 | 靳永爱 李婷 赵梦晗

 

七普初步汇总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出生人口数达到1200万人；从出生孩次看，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较高，2017年以来二孩占比一直高于40%；生育率水平降低，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1.3。

 

互联网大咖纷纷出来解读了，梁建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计算：2019年总和生育率为1.47，一孩生育率0.659，二孩生育率0.664，自然状态下二孩生育率应该小于一孩，大约是一孩的一半，所以二孩应该是0.3左右，那么这多出的0.3就是政策下的二孩累积效应，如果除去这个效应，自然生育率应该是1.0～1.1，比发达国家少了0.5个孩子。

 

乍一看“很有道理”，毕竟在本来就繁杂的指标背后又新增了“堆积效应”、“自然生育率”等等看着有些“厉害”的术语……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提前剧透，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关于出生和生育的诸多指标，我们到底该怎么认识和解读？不妨继续往下看！

来源：某公众号

 

01 从出生人口到生育率

 

出生和生育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出生反映的是女性生育的结果，一般统计的是出生人口数。因此谈起生育指标，我们通常会先“自报家门”地说一句某一年出生人口数是多少。出生人口数是生育统计里最基础的指标，但它是一个绝对数量，受到总人口规模、育龄妇女规模、分年龄育龄妇女规模、已婚比例等的影响。

 

反映一个时期的生育水平可以用“一般生育率”，它的计算非常简洁。比如我们想计算某一年的一般生育率，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用当年出生的活产婴儿数与育龄妇女人数相比得到一个千分数即可。比如2000年出生人数为1181952，育龄妇女人数为32736216，二者相除就可以得到2000年一般生育率为36.11‰。

 

一般生育率仍然受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和婚姻状态变动的影响，因此对于生育这件事的刻画程度有限。因此人口学家们继续开始细化指标……

 

02 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并没有考虑育龄妇女内部的年龄结构，因此人口学家会计算“年龄别生育率”，按照每一年龄（或者每一年龄组）计算妇女的生育率。这样计算，我们会得到一串生育率的数值（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生育模式如何，比如哪个年龄段是“生育高峰”，哪个年龄段是“生育低潮”。比如从下图我们可以判断2000年时，乡镇女性的生育高峰是20-24岁，城市女性则是25-29岁。

图：中国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2000年市、镇、乡村（宋健，2019）

 

但使用年龄别生育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对每一岁均进行计算，那么我们会得到35个数（育龄期通常为15-49岁），这么多数我们该看哪个？有没有一个更加简洁、综合的指标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经常会被使用、又容易被误解的“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实际上就是把这一串的年龄别生育率加起来，这样的处理在人口学上叫做“假定队列分析”，也就是假定育龄妇女按照当前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所生的孩子数量。以“七普”数据为例，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3，意思是如果育龄妇女按照2020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会生1.3个孩子，它仅仅反应的是普查年份的生育水平，是一个时期指标，非常容易受到一些时期因素的影响，比如政策调整、年轻人生育的推迟。可以想象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25岁、26岁这两个年龄的人每个人都生了孩子，那么不考虑其他年龄，这个时候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达到了2。类似地，当越来越多的人推迟生育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就会比较低，而未来随着推迟生育的人逐渐生育，这个指标又有可能会回升。所以只要某个时期某一些年龄的人因为某种原因多生或少生，就会反映在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中。

 

在实际使用和讨论中，很多人把这个指标误解为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比如梁建章提到的中国平均生育1.1个孩子，比其他国家平均少0.5个孩子，这是一种误解，更不能得出生育一孩的人中有一半人生二孩，所以二孩的总和生育率就是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一半。

 

概念辨析

 

队列：发生过同一人口事件，或在同一时期发生同一人口事件的一批人，称为一个人口队列；出生队列就是指同一年出生的一批人。

 

队列分析：基于对同一人口队列随时间变化过程进行的分析。

 

时期分析：指对某一年内或者某一时期的人口现象进行分析。

 

事实上,总和生育率是一个理论性的衡量指标,因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实际的出生队列在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完整地经历某一特定年份的年龄别生育率。在某一年（例如2020年）总和生育率指标中，计算一孩总和生育率的这批妇女，跟计算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妇女不是同一个队列。

 

03 理解分孩次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理解起来很直观，因此在网络上讨论中用得也越来越频繁，本文在最开始举的“反例”中实际上也用到了，而且还用到了基于总和生育率得到的更加详细的指标。

来源：某公众号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这个例子中说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47，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生育率分别为0.659、0.664、0.146，后面三个数字加起来正好是1.47。但是这一年中生一孩、二孩以及三孩的母亲是不同，因此理论上这三个数字大小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来源：某公众号

 

文章开头举的例子说按照常理，没有“一孩”也就不存在“二孩”，所以自然状态下的二孩率必然小于一孩率——说对了一半，的确按照常理，没有“一孩”肯定没有“二孩”，但是后半句话中谁比谁大的问题可就不是这样“简单粗暴”了……

 

人口学领域里面能够反映没有一孩也就没有二孩的指标是分孩次递进比，把妇女的生育过程按生育次数分成若干阶段：生育过0孩、1孩、2孩、3孩……只有生育过1孩的人才能生育2孩，只有生育过2孩的人才能生育3孩，依此类推，所以二孩递进比就是在生育过1孩的女性中至少生育了2个孩子的人所占的比例。在中国的背景下，二孩递进比会小于一孩递进比，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普婚普育的国家，普遍生育一孩，但是其中只有一部分人生育二孩。

 

回到梁建章讲的例子，一孩总和生育率、二孩总和生育率就如上文所说其实是两个没什么关联的指标（代表不同妇女的生育行为），更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一半的人生育二孩，实际的二孩生育率就是直接除以2。

 

总的来说，正确认识一孩总和生育率、二孩总和生育率等指标，在根本层面上还是要意识到它们都是反映时期的水平。如果我们所处的时期有了变化，那么我们便不能还按照“自身的设想”来进行“简单地推断”。比如当前年轻人推迟婚姻的现象日益明显，既然大家婚姻在推迟，在我国婚外生育比例非常低的比例之下，那么很显然一孩的生育也会推迟。但是0.6左右的一孩总和生育率并不意味着只有60%的人生育一孩，还有40%的人不生了，从终身视角看，绝大多数人（90%）以上都会生育一个孩子，或早或晚，终身的一孩生育率应该也在0.9以上。

 

近几年二孩政策的效果又在显现，二孩生育水平相比以往有所提升，比如新闻发布会上就说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比例超过了50%，近几年也是保持在40%的比例以上。同时考虑一孩生育推迟和政策影响下的二孩生育这两个背景，那么一孩总和生育率相比二孩总和生育率可能就显得“弱势”了，从下图我们便可以很容易看到一孩总和生育率和二孩总和生育率近些年发生的变化。

图：中国 2006—2017 年分孩次总和生育率（陈卫，2019）

 

小彩蛋：关于自然生育率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些互联网大咖的解读中也会有“自然生育率”这个概念，实际上人口学中还真有这样的概念，但它并不是扣除了二孩堆积或者多孩堆积后的生育率。自然生育率最初由法国人口学家亨利（Louis Henry）提出，是指如果育龄期所有人都结婚，而且不实行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那么这个人口的生育率将接近生物学上的最大值。人口学家们曾经找过一些受最低限度社会因素影响的人群，希望用他们的生育水平作为人类自然生育率的近似，一个著名的人群就是哈特莱特族（Hutterite），在1921-1930年，平均每个哈特莱特妇女可以生育11个孩子，寇尔生育指数实际上便是用了这一数值作为自然状态的标准人口生育率。

 

写在最后

 

无论是出生人口数，还是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它们均是时期的指标，反映的是我们当前时期的生育水平。观察生育水平的高低也可以从队列的角度，简单来说，就是关注真实的一批育龄妇女终身的生育水平，但是知道这些信息需要育龄妇女已经度过了育龄期，我们方能去调查她们“过去的故事”，因此队列角度的一些指标可能也有自己的局限。因此，无论是时期指标还是队列指标，我们并不能简单理解、盲目使用，了解这些指标的计算过程与假设条件，怀有科学的态度我们才能离事实更近一步。

 

目前来看，一个具有共识性的意见是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经济资源对于生育的制约日益明显，未来的日子里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更加良好的生育环境等将成为生育政策进一步优化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健.人口统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陈卫.中国的两孩政策与生育率[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05):57-68.

 

本文作者：

 

沈小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