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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不能把人口当成发展工具,而应将其作为发展目的

要创造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第一财经: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很多人都积极备孕。但这次“三孩”政策公布,网络上生和不生的讨论非常激烈。两次生育政策调整后网友心态不一样,折射出了什么问题?
 
任远:房价太贵、养孩子成本太高了,大多数人生不起三孩。我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对生育的公共管理要从传统的行政管控中解脱出来,转为重视家庭政策,更加关注家庭本身的生活福利和生活支持,包括加强对家庭生育的服务和支持、婴幼儿照护,协调工作-家庭关系,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等等。
 
第一财经:你十年来一直公开提出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学术界类似声音也很多。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是要防止富裕阶层生很多小孩,造成新的不公平。对此你怎么看?
 
任远:中国有计划地控制生育的想法是1950年代后期提出的,后来逐渐强化和行政化。在当时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是人口与发展矛盾非常尖锐时的紧急处理办法。现在已经没有这样严峻的人口压力了,应该放弃用行政计划来控制人口生育数量的政策。其实,人的生育行为是理性而合理的,会根据自己家庭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来决定。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也是多样性的,你不能嘲笑一些人是丁克,认为他们不对,应该要生小孩,但人家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有些人生育了三四个孩子,也不能说生得太多了,要少生点,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生育是最好的。
 
当前,我国的人口和发展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有了全面放开生育的条件,让生育回归常态,老百姓自己决定,国家提供服务和支持就行了。将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生育不再是压力,生育率自然就提高了。
 
教育与生育友好型社会
 
第一财经:这几年社会上教育焦虑的情绪非常明显,很多人都觉得“鸡娃”太累了,决定不生或者只生一个孩子。过度“鸡血”的教育环境,是否也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任远:“鸡娃”是对子女质量的重视,子女的质量替代子女的数量,带来生育率下降。“鸡娃”反映了教育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但我觉得不应该反对,一定程度上也是积极的社会现象,毕竟“鸡血”出来的很多孩子也非常优秀。现在很多人批评家长“鸡娃”,我觉得是打了错板子。补课过程中,家长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承担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这些家长的贡献和投入我们应该是尊敬的,如果对“鸡娃”一味否定,不利于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
 
对社会而言,“鸡娃”也反映出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教育公共投入不足,家庭教育成本太高了,形成“内卷”,影响到家庭生活幸福,人们自然更不敢再生育了。如果社会上有更多更好的学校可以选择,教育的压力和竞争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一财经:最近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监管中小学生(含幼儿园)的校外教育培训,是否就与国家鼓励生三孩、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有关?
 
任远:不知道是否有关系,不过对教育与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要有正确认识。
 
从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角度来看,应该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使教育更加公平,才能降低社会的教育焦虑。
 
第一财经:很多女性还担心在就业上会受到更多歧视,也不想生三孩。这个问题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任远:女性就业保护应作为生育政策的配套政策加以重视。国家在法律上虽然要求性别平等,但企业考虑自己的用工成本,招聘时虽然不明说,心里就在想只招男生。所以“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要把女性就业保护和女性社会权益的问题真正落实,生育政策就不能跟女性发展政策“打架”。国外有些办法我们今后也可以借鉴,比如通过税收引导企业落实性别平等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企业女性用工比例非常低,可能就要交更多的税。
 
警惕陷入“人口决定论”
 
第一财经:这几年大家都很关心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梁建章在《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一书中认为,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政策竞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最重要因素。但你在《后人口转变》中提出,不能过度强调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否则很容易陷入“人口决定论”。你怎么看待关于人口影响的分歧?
 
任远:毋庸置疑,人口肯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要避免“人口决定论”的片面认识,不是说人口没有用,而是不能把人口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认为生育率低了、老龄化了,经济就不行了,这种看法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没看到另一面。这两年“人口决定论”的声音很多,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焦虑。以生育为例,一些人看到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就觉得这是很悲观的事情。但如果在大历史背景之下看我国这几十年人口的变化,就会发现,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以前家家户户都生很多孩子,父母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重视教育的,而且低生育率也促进了男女平等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了。
 
老龄化也是一样,不能只看到老年人增多了对社会有压力,其实也有好的方面。如果年轻一些的老年人能继续参与劳动,国家的人力资源并不会减少。
 
我最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谈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也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养老压力。2010年我们国家劳动力和老年人口的比值是5:1,到2050年会变成1.8:1,看起来养老压力确实很大。但是,如果2050年这1.8个人创造的财富,跟现在5个人创造的一样多,那就没有养老压力,而且这里还没有考虑延迟退休的因素。
 
有人可能会问,实现难度高不高?我推算了一下,这40年里只要每年劳动生产率增加2.6%就行。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未来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肯定会远高于2.6%。所以对于人口老龄化不用过度恐慌和夸大。当然,这也说明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更快地推动技术进步,如果不能保持每年劳动生产率增长2.6%,人口老龄化就是压力。
 
总之,过于简单的“人口决定论”对发展的判断就是走极端。人口问题是社会经济的综合结果,人口对发展的影响是要在一系列条件之下才起作用的。
 
没有物种会主动自我消亡
 
第一财经:你在《后人口转变》里说,根据一些人口预测,到2100年中国人口大约不到9.5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从20%~30%下降到9%左右。人口大量减少后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任远:人口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不能在数字上做简单判断。如果按照前面我说的,新技术充分发展,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中国人口全球占比即使到了9%,同样是个极大规模的国家。美国现在只有3亿多人,也是世界第一强国。
 
简单用人口数字来判断国家实力,是农耕时代思维,认为一个传统社会人口越多,农田税收越多,国家的兵力就越强。
 
未来社会主要还是技术的竞争,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人口当然很重要,但不要因为人口比例下降了就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未来中国人口变动的预测有不确定性,随着国家富强起来,不仅生育率会发生变化,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进入中国。
 
第一财经:加拿大有学者写了本《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认为未来不仅许多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出生率同样会下降,人类最终会进入整体的老龄化社会。作者还认为,以往人类历史上人口大幅下降是因为小冰期、瘟疫、文明的崩溃等灾难性因素,这一次却是自己蓄意而为,主动“群体绝育”。你赞同这些观点吗?
 
任远:人口变化从个体来看,是自主生育的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更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变化的结果。
 
传统社会里,瘟疫、自然灾害等环境的控制因素对人口影响很大。随着社会进步,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影响人口数量,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健康和长寿。当前,少子化和老龄化确实是全球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变化导致的必然反应。
 
但我不认为人类社会一直会少子化下去,因为当少子化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经济会出现新的规律。这一点在欧洲已经看到了,北欧一些国家就是在生育率很低以后出现了反弹,虽然还没反弹到世代更替水平,但却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生育率是可以反弹的。
 
未来全球的生育率究竟是什么情况,不能过于简单判断,也不必非常悲观。何况世界上没有一个物种是自己把自己弄得消亡的,所以作者说的人口“主动”减少是不符合进化论的。
 
第一财经:在“后人口转变”时代,还应避免哪些传统的人口思维?
 
任远:有人口红利的时候,觉得人口是一种资源;少子化、老龄化后又非常焦虑;这些其实都是把人口当做发展工具,认为经济发展是由于人口太多或是人口太少导致的,也就是“人口决定论”的本质。
 
我们应该把人口看成是发展的目的。生育率下降了,应该去解决人们的生育焦虑,老年人口增多了,应该服务于老年人口的需求。所以在“后人口转变”时代,关于人口的很多思维都要做出改变,不能说“管理人口”,而是应该想办法如何让人的需求、利益得到满足,让人的意愿得到更好的实现。就像很多大城市都在整治的群租,其实不应该一味打击群租现象,而是要让租户的利益得到实现,同时也让群租小区里其他居民的利益得到满足。把人口看成是发展的目的,服务于人口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制定政策的目标。
 
- 来源于《第一财经》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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