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涛 卓云霞 彭荣熙

 

责编 | 靳永爱

 

图编 | 胡文波

 

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随即展开；即便有了三孩政策，全国人口达峰也是未来数年的预料中事，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人口竞争必将越演越烈。人口空间分布的问题，开始从学术圈的“内部议题”进入公众视野。

 

“七普”数据发布之后，诸多公共平台已经做了不少的梳理。我们已经知道，南方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快于北方城市、中小城市、非省会城市；我们也看到了完整的城市人口增减排序；我们还被一些明星城市的靓丽成绩单而刷屏。那么，本文试图为大家带来这些宏观现象的精细观察，提供几点更精准的信息；探寻现象背后的规律性，讲述几个更完整（可能也更真实）的故事；观察新世纪以来的人口空间动态，做出几点趋势性的判断。

 

1、城市人口吸引力：空间格局的固化才是主流趋势，逆袭只发生在两地

 

将过去十年（2010-2020年）各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减情况与前十年（2000-2010年）对比，可以发现两个时段的人口增减水平高度正相关，并非今天东风压倒西风、明天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增者愈增、降者愈降，人口吸引力的空间格局正在明显固化。

图 1 2000-2010、2010-2020年各城市人口增幅

 

152个（45.2%）城市人口步步攀升，增长势头良好。这些城市主要包括两类：多数是东部沿海城市，依靠充分多样的就业机会、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繁荣现代的城市生活、不断完善的公共服务而保持对人口的持续吸引力；少数是深居内陆的省会城市，如银川和乌鲁木齐在两个十年均保持30%以上的超高增幅，过去20年的人口规模几乎翻了一番，全省人口向省会城市集聚的趋势明确而迅猛。

 

有54个（16.1%）城市人口持续下跌，身处塌陷困局。四川的资阳、内江和黑龙江的伊春等城市常住人口减少尤为明显，两个时间段人口减少幅度均超过了8%。这些城市大多具有双重劣势：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人口吸引力弱；又多位于特大城市的阴影内，人口被虹吸的风险很高。以资阳为例，其人均GDP仅为全国水平的一半，又夹在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之间，受到双重虹吸作用，人口持续减少。

 

在日趋固化的整体格局下，也有近四成的城市人口增减状况发生了逆转：

 

有35个（10.4%）城市人口止降回升，成功实现逆袭。这些城市多经历过长期的大规模人口外流，而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吸引了不少外出人口回流。以黔南州为例，2000-2010年，净流出人口由16万增长到81万，增长了4倍，而2020年则减少至77万。成功的经济追赶是实现人口吸引力提升的根本性支撑：2000-2010年，黔南州的人均GDP一直仅有全国水平的36%左右，变化不大；而2020年已追至全国水平的63%，使得“留住本地人”和“吸引回流者”都成为可能。然而，前十年人口减少的城市中，只有约1/4实现了逆袭，几乎所有成功案例都发生在两个地方：长三角的外围和投资驱动的川渝黔。

 

更多的城市（96个，28.6%）人口增长失速，落入缩水窘境。这些城市有两种最为典型：一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如铜陵、本溪、七台河等，经济下行加速，就业机会减少，催生了人口远距离外流；二是高速增长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周边地区，如汕尾、梅州等，本地经济没有太大起色，人口普遍流向发展迅猛的周边大城市。

 

2、人口重心南移：东北确实在加速衰落，但并没有整体“失落的北方”

 

北方一直缺乏具有强劲吸引力的大城市，但人口流失主要源于“东北塌陷”。2000-2010年，北方仅有5个城市跻身人口增长20强，近十年更是仅剩郑州、西安和北京；而人口减少最多的20个城市中，北方城市则由4个迅速增至11个。值得注意的是，前十年人口大量减少的北方城市全部接近于南北分界线，而近十年则几乎清一色地位于东北地区。区分东北、华北和西北来看，虽然华北和西北地区近十年的人口涨幅均有所下降，但只有东北地区真正出现了普遍性、高强度的人口减少现象。过去十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减少了1200万，其中东三省减少1100万，缩水十分之一，大幅拉低了北方人口增速。

图 2 两个十年间人口增减前20位的城市（橙色为北方城市）

图 3 2000-2010、2010-2020年各地区人口增减状况

 

走得多、生得少，共同导致了东北地区的人口缩减。东三省人口的缩减绝不只是因为人口外流：2010-2020年，黑、吉、辽三省净流出人口分别增加358万、215万和53万，这些数字固然惊人，但总计626万人的净流出（即使再加上户籍净迁出人口）仍不能解释1100万人的净减少，二者的差额显示了低生育率对东北人口减少的重要影响。近二十年，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不足全国的一半，且与全国的差距持续加大，到2019年更是全部为负增长。自然增长不仅不能弥补人口外流的损失，反而加剧了人口减少的趋势。

图 4 2001年以来中国和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3、城市等级分化：崛起的新一线，也有名不副实者

 

一线持续引领、新一线急起直追、四五线由增转减。从一线城市到五线城市，人口增幅始终呈阶梯式递减分布；然而矛盾的是，落户难度也随城市等级而提高，一线、新一线城市集聚的大量流动人口无法落户，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的主要挑战。在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新一线城市人口增幅却明显提升，成为了当下人口集聚的重点地区：2000-2010年，新一线城市人口增幅比一线城市低22个百分点，不足后者的一半；而在2010-2020年，这一差异快速缩小到只剩1个百分点。四、五线城市则是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最大受害者，近十年都出现了普遍的人口减少，尤其五线城市由2%的低速增长转变为4%的加速流失。

图 5 2000-2010、2010-2020各等级城市人口增幅

 

内陆地区的新一线城市普遍表现突出，天津的竞争力下降最明显。20年间，成都人口增长841万，增量遥遥领先；郑州人口年均增长3.2%，增速位列第一，总人口超越武汉。两个城市都是人口大省的省会，且在省内一家独大，对全省人口都有较强的吸引力，成为近年各省普遍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典型成功者。在类似的机制下，西安、长沙在近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速也都超过3.6%，表现同样亮眼。而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虽然缺乏行政意义上的直接腹地，但产业振兴带动的人口回流势头强劲。两个时段相比，总人口从减少167万变为增加321万，净流出人口减少208万，外出人口的大量回流有效逆转了人口下滑趋势，成功实现了人口的扭亏为盈。七普揭示的最“名不副实”的新一线城市是天津，人均GDP在新一线城市中的排名由2010年的第三下降到2020年的第九，人口吸引力随之大幅减弱，十年人口增量由309万下跌至93万，增量增速全都降至末位。

图 6 2000-2020、2010-2020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量

 

4、强省会的后果：被它“吸血”还是靠它“带飞”？

 

一直以来，对于省会占尽优势、吸血周边地区的指控数见不鲜，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发现，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地区的人口增减状况显著正相关，且这种相关性在近十年明显强化。也就是说，省会的人口集聚有助于、而非不利于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而省会城市如果不能在全国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非省会城市也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人口流失。

 

当然，省会“吸血”的现象也的确存在。比较典型的是四川，在两个时段均表现出省会人口快速上升而非省会地区人口缩水的抽夺型增长，省内人口流动是其主要动力：四川有多达21个地级单元，但2020年其省内流动人口有38%都选择流向了省会成都，这无疑严重制约了其他城市的发展。

图 7 2000-2010各省份省会和非省会人口增幅

图 8 2010-2020各省省会和非省会人口增幅

 

本期作者：

 

刘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

 

卓云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彭荣熙，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

 

1、本文的“城市”指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行政区划范围，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地区、州、盟，是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区域概念，并非“城区”。

 

2、行政区划全部依据2020年的标准，分析对象为大陆336个地级及以上单元，不含海南省三沙市。

 

3、城市等级划分参照《第一财经周刊》发布的2020年《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

 

4、南方包含秦岭淮河以南的城市及西藏全域；东北地区包括东三省全域及蒙东五市；华北地区包括京津冀晋鲁五省市全域，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以及秦岭淮河以北的豫皖苏三省各市；其余为西北地区。

 

5、净流出人口=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流出人口-流入人口；其中2020年户籍人口数据缺失，以2019年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