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祝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当今世界不仅面临疫情与经济问题，还面临后疫情时代的沟通与信任问题。究竟未来的国际社会秩序是不是可以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抑或是各怀心思、互相腹诽甚至公开分道扬镳？可以从生育与秩序的角度探讨一下。

 

01 诺思和福山的谜团

 

七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的生育水平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1.3。这个水平到底算多低呢？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在217个经济体中，只有7个经济体的TFR低于1.3，难怪生育问题成为举世关心的问题。TFR不再仅仅是个人口统计学问题，也成了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各国相对生育水平的高低将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生育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家诺思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与政治学家合写的，主题是人类国家秩序的演进，翻译书名叫《暴力与社会秩序》。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视野从来不限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而是从一开始就把经济与政治联合在一起考察。“经济人”从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内生于某种社会秩序中。社会不是像奥地利学派学者认为有了产权与交换，市场秩序就会自发演进扩展了。社会需要有一种对暴力的控制机制。诺思把这种暴力控制机制叫做国家。他认为“暴力必定是任何有关社会如何运转的解释的核心”[1]，并且提出了从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型国家演变的理论解释框架和历史经验说明。

 

究竟所谓的“自然国家”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诺思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人口标准，就是当人口规模达到1000以上、并且发展出政治经济组织来控制暴力的时候[2]。至于世界各地的“自然国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当人口规模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时，“自然国家”又将如何应对？诺思的著作中语焉不详。实际上，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仅仅关注欧美和非洲拉美的历史经验，中国几乎是毫不涉及的。这恐怕将使他的理论解释力大打折扣。与诺思相对照，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福山对中国案例却是情有独钟，认为中国是“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3]。可惜福山依然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可以出现早熟的强大国家，而只能慨叹：“与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颇不寻常”[4]。笔者认为，要解开诺思和福山的谜团，需要从中国的生育文化切入。至于生育文化又是如何起源，逻辑不断往前推演，则可能要归结为地理生态环境、轴心文化创造的偶然性因素等，不必深究。

 

02 生育秩序作为人与自然的分野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人们重视遗言。2018年3月14日，霍金去世，这个日子碰巧与马克思去世同月同日。然而，与后者关注人类命运不同，霍金的关注焦点是自然命运。霍金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国内翻译为《十问：霍金沉思录》。与奥勒留的《沉思录》和笛卡尔的《沉思录》不同，霍金依然不改初衷，只基于物理学来思考人类。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人的定义：“智力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文明所提供的一切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5]。由此推论下去，毫不奇怪，他相信“蚯蚓和人类的大脑之间不存在质的差异”。而摩尔定理将“最终导致机器在智力上超过我们更甚于我们超过蜗牛。”霍金的观念是最典型的现代自然科学家观念。他延续了他的先辈牛顿的自然法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对人定义是仁与智合一的，其中又特别重视“仁”。孟子说：仁者，人也。假如人仅剩下“智”，一切都只是算法和算力问题，机器人取代人也不足怪。

 

自然只有演化，机器人无论多么智能化都不会生育，而人类有生育。由此决定了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不同。在“伟大的存在之链”中，人是一种宇宙奇迹。从物理学家角度，只有诸多宇宙参数配合无间时，人类才能产生，这叫“人择原理”。然而，物理、生物、人类的分界究竟在哪里？显然不能用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方程来直接解释人类的行为，而直接把人类的行为还原为动物的行为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到底期间的分际应该如何把握，笔者认为还在于理解人类的生育。

 

“生”与“育”两个字，含义不同。“生”是自然，“育”是人文。因此，生育把自然和人文融合在一起。生育是人类社会的枢纽。人类的生育与动物的繁殖不同，动物的繁殖仅限于哺乳而止，为时较短。动物无群育，子不知其父，有生育而无文明。人类生育文明始于婚姻家庭，所以先秦名篇《中庸》中强调，“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周易《序卦》中又论述了自然与人文的演化逻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段话中间有重大的逻辑漏洞，从万物到男女，从男女到夫妇，都是很大飞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有了生物进化论，文化学者依然不满意。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戈登·蔡尔德关于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区分。生物进化不会自动进化出文化，文化是人类独有的创造性产物。

 

对于人类来说，有婚姻家庭和生育之后，如何形成更大范围的秩序？这是考验文明高下的最大挑战性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家庭部落时代，至多只是19世纪20世纪人类学家访问的对象，离真正的人类文明相差甚远。真正的文明需要从婚姻家庭和生育向国家秩序飞跃。可以说，能否建立国家，是“轴心时代”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强调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包括希伯来文明的宗教秩序，希腊文明的城邦秩序、印度文明的种姓秩序和中华文明的宗法秩序。这些文明几乎在地球几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各自独立开创出来，可谓“人类文明”之谜。类似于复杂性科学中的“涌现”规律。究竟如何达到文明“涌现”的临界值？笔者猜想与生育积累有关。

 

03 生育秩序与征服秩序

 

当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人类生育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有比部落文明更高层次的文明来解决人群遇到的问题。不同地区的人们找到的解决方法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文明形态。于是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文明形态”论，他归纳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种成熟的文明。这些古代文明，有的消亡，有的早衰，所剩不多。真正称得上有力量、能广能大的文明，惟有中国与西欧文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被麦迪森归纳为“西方衍生国”[6]。西欧文明是由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遗产浇入日耳曼蛮族充满活力的躯体铸造而成。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言：“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7]。

 

可见中西方社会文明秩序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文明是由生育文明扩展凝结而成，西欧文明是经由武力和商业扩展，由一神教信仰凝结而成。对于中华文明而言，生育是核心要务，故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生育文明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形成西周的封建宗法秩序。兴灭国、继绝世，西周建立的天下秩序，气魄很大。有生必有死，有生育必有死亡。钱穆认为，乐生与哀死，是中国人的人生两件大事[8]。他认为基督教把生前死后分为两段，各不相干，生前的事由凯撒管，死后的事由耶稣管。因此西方人对死去的祖先缺少哀思。死后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活着的人不知，又何必哀？但是，中国人并不一样，而是把生与死合为一体。生有乐，死有哀。中国人发明了一套人生的最高艺术来实现“乐生哀死”的理想，这就是中国的礼乐文明。

 

夏尚质，商尚鬼，周尚文。这里的“文”就是指“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是什么？论语里面有一段著名对话表现出来。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前活着的时候，让父母活得有尊严，死了以后好好安葬，每年祭奠。并不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家所论述的：活着的时候因为父权约束，被迫屈服，死了以后终于自由，不仅无哀，反而庆幸。可以说，中国人的生育秩序与死亡秩序密不可分，一切自由、人权与尊严都在其中。不是空谈理论，而是切入每个人的生活实践。历时几千年，如今清明扫墓、节日祭祖的习俗犹在，岂不是死生一体的明证。

 

凡是一种文明能够扩展广大、持久，必定有其信用根基。该种文明不仅能申明其信用于一家一族、一乡一国，更能够申大信于天下。人类学家喜欢寻访一些小部落，以此来推断所有文明的共性，毫无疑问是一种有偏样本推断。经过几千年的演化，至十八九世纪依然停留在原始部落时代，一定是有重大缺陷和不足的文明，怎么能够与历时久远的文明相提并论？这是早期人类学令人困惑的问题。

 

中国人理解这个问题其实不困难。既然祖先由天所生，那么敬天法祖就是信用之源、文明所系。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无论是自然演化还是生物进化，无论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中国人都可以笼统地说是溯源于“天地”。这就足以让人对天地起敬意、敬畏心了。对人群最高的领袖尊称为“天子”，意味着他可以遵从天意、在人间替天行道，统治的合法性就来自于此。即使是形式上，天子也必须敬天，所以北京有“天坛”。只有天子有资格祭拜天，诸侯只能祭域内的名山大川，此为历史上长时期的传统。从天子到庶民，都有各自的父母祖先，是自己所亲见或亲闻的源头，自然人人该敬，去世后则有祭拜。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拜别人的祖宗，是很奇怪的事情，除非有求于人，图利而已。孔子是很鄙视这种行为的。

 

重视生育，必重视其所以生育。所生者，子女。所以生者，父母。父母又有其父母，一代一代往前推，于是有祖宗。最久远的祖宗又从何而来，很难知晓，笼统地称之为来自于“天”。为什么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毫无障碍，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就有对于远古祖宗和上天的敬意。祖宗来自于天！一提到炎帝黄帝，海内外哪个华人不肃然起敬呢？炎黄子孙成为中华大一统的源远民族想象。

 

当今时代，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这个变局的挑战在哪里？最大的挑战是文明之间不再分别演进，而是相互碰撞。中国人过去的天下观念所指的“天下”大概不出中国的范围，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以贯之”。即使有游牧民族入侵，也最终融入这个由生育、宗法编织而成的共同体。前几年笔者到西南最偏远的山区调研，在居民家的明堂正中还可以看到“天地国亲师”字样。这是文化影响无远弗届和文化统一的明证。

 

西方文明并没有天下观，虽然历史上有罗马帝国霸权，那也不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而是建立在武力威慑和商业契约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文化在西方文明入侵下，遭遇极大的存亡危机。但由于西强中弱，中国文化处于守势。中国先进分子甚至产生了全盘西化的念头，提出引入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宗教、把中国的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更不用说打倒孔家店了。从纪年方式到汉字简化，再到语言服饰，一切皆变。

 

04 生育秩序的衰落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如今随着中国逐渐富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如今的“天下”不再限于中国的范围，而是真正的全世界。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文化是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落后的缺乏自信的文明，而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文明，是难以接受“同化”的文明。更何况，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生育文化基因渐渐发生了改变，宗法文化逐渐衰亡。在城市化的消费社会中，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观念早已淡化。对国家的信仰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敬天法祖传统。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只存在于书本上，已经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实践。那么，未来对中国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一个是国内的挑战，一个是国际的挑战。国内的挑战在于，生育文化逐渐衰落以后，家庭本位的文化开始让位于个人本位的文化，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社会越来越依赖国家来维持，国家的责任太重了，甚至于不堪重负。国际的挑战在于，面对一个缺乏向心力和充满疑虑的国际体系，既没有天下共主，也没有共尊共信的机构。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需求增加与国际的防御性反应过度的矛盾正在上升。如何应对国内挑战，并有效应对国际挑战，不仅事关未来的民族复兴，也事关中华民族可敬可爱可信的形象问题。愿各界共思之。

 

参考文献：

 

[1] 【美】诺思著，杭行等译：《暴力与社会秩序》，第341页，格致出版社2014年。

 

[2] 同上，第70页。

 

[3] 【美】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1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4] 同上，137页。

 

[5] 【英】霍金著，吴忠超译：《十问：霍金沉思录》，第156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6] 【英】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千年经济史》，第2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7] 【美】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等译：《西方现代思想史》，第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8] 钱穆著：《晚学盲言》，第591页，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