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句话更多地强调先天遗传的作用，即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易受到他/她父母的影响。如果父母很优秀，那么自身优秀的概率就会很大。不信你看，承包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位大佬：美团CEO王兴的父亲是福建知名老板王苗，旗下企业年产值上亿；滴滴打车总裁柳青是“中国IT教父”、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之女；被大众亲切称为马爸爸马云的父亲是国内曲艺界元老级别人物马来法，曾获中国曲艺牡丹奖……

 

你可能会说，大写的NO! 例如，坑爹“典范”的李天一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和梦鸽的独生子、因吸毒事件自毁前程的张默是著名演员张国立之子、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10年败光了父亲留给他的全部家产……

 

同是富二代，咋差距这么大呢?

 

看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儿混蛋”并不能单纯地由先天的遗传（Nature）来解释，后天的培养（Nurture）也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以健康为例，从代际传递的视角来聊聊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的影响。

 

01 什么是代际传递？

 

代际传递的概念可以追溯到Francis Galto，他在研究父代与子代身高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身材较高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较高。反之，身高较矮的父母，他们的子代也较矮。此后一系列的研究也发现，出生体重、BMI、吸烟、酗酒行为、自评健康以及长寿结果等均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性（Currie & Moretti，2003；Currie & Moretti，2005；Royer，2009；Deaton，2007；Coneus & Spiess，2010；Dolton & Xiao，2015；Loureiro et al.，2010；Trannoy et al.，2010）。

 

02 传递机制:先天-后天之争？

 

代际传递的研究中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各自起了多大的作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如何分离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新近研究则采用更为细致的方法，以识别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相对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估计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关性和邻里之间的相关性。这是因为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受到遗传基因以及后天成长环境的影响，而邻里之间的子女由于具有相似的成长环境，因此其相关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后天环境的影响。上述方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大小，但是由于缺少严格的估计方法，结果并不准确。

 

随后，在“先天一后天”的辩论中，学者们开始使用特殊的样本来揭示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的相对贡献。例如， Sacerdote（2007）比较了在韩国出生后被美国人领养的孩子，发现养母喝酒显著提高了养子女酗酒的概率。瑞典也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养母，亲生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Bjrklund et al., 2006)）。不过，由于进行分析的样本很难满足“随机收养”的原则，其估计方法也难以进一步推广。

 

在传统上有关“先天一后天”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单独考察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不过，以Currie、Almond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对此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即遗传因素并不是不重要，只是其影响和表现有赖于后天环境。如果后天环境比较有利，那么存在于父代基因中的负面因素就不会在子代身上表现出来; 反之则表现得更为明显（Currie & Moretti，2005; Almond et al.，2012）。

 

03 代际视角下的中国健康不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谢东虹及其合作者朱志胜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从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情境下子代的健康差异及其影响机制。该研究发现健康会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父代的健康水平决定了子代的健康水平，且健康不平等并不单纯由“遗传不平等”决定，“环境不平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且两者存在交互作用。

 

在5岁及以下的子代中，父母健康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代际健康传递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此外，随着父代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代际健康传递的影响作用开始下降直至消失。这说明遗传因素的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它的显现与否依然依赖于后天环境和缓冲因素（Werner，1989），且缓冲因素的强度同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子代的感知能力有关; 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有利、子代的感知能力越强，存在于父代基因中的不利影响越小。

 

代际健康传递的研究可以为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多方面视角。首先，从“家庭”视角来看，父代健康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子代健康水平的改善，后代可能因此而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旨在促进儿童健康水平的公共政策应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把增加家庭的发展能力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其次，从“过程”的视角来看。在先天条件很难改善的情况下，公共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于改善子代的成长条件，关注子代的后天需要，以缓解遗传不利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当然，除了健康，我们还可以利用代际视角研究其他人口学事件，比如代际生育传递、代际离婚行为传递以及外出务工的代际传承等等。相信此类的研究结果会非常有趣呢。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博士 谢东虹

 

责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教授 李婷

 

参考文献

 

Almond D & Currie J & Herrmann M 2012,“From Infant to Mother: Early Disease Environment and Future Maternal Health.”Laboure Economics 19(4).

 

Bjorklund D F 2006, “Mother knows best: Epigenetic Inheritance, Maternal Effe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al Review 26(2).

 

Coneus K & Spiess C K 2010“Pollution Exposure and Infant Health: Evidence from German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Currie J & Moretti E 2003, “Mother's Educa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ollege Opening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Currie J & Moretti E 2005, “Biology as Destiny? Short and Long-Run Determinant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irth Weight.” Working Papers.

 

Deaton A 2007, “Heigh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4(33).

 

Dolton P & Xiao M 2015,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MI in China.”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19.

 

Loureiro M L & Sanz-De-Galdeano A & Vuri D 2010, “Smoking Habits: Like Father, Like Son,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72(6).

 

Royer H 2009,“ Separated at Girth: US Twin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Birth Weigh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

 

Sacerdote B 2007,“How Large Are the Effects from Changes in Family Environment? A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 Adopte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1).

 

Trannoy A et al 2010,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Health in France: a first Pass.” Health Economics 19(8).

 

Werner E 1989, “Children of the Garden Island.” Scientific American 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