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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竞争主义和“双减”政策

全文摘要
 
(第一节) 成功来自于背景、天赋、时运和努力。
 
(第二节) 教育的三大功能是育人、择优和促进流动。
 
(第三节) 教育最应该选拔努力的学生,而背景最不重要。
 
(第四节) 中国的基础教育整体上很成功,中华文化圈其余地区也不错。
 
(第五节) 中国基础教育胜在竞争主义和优良环境。
 
(第六节) 内卷化来源于竞争主义、人口压力、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
 
(第六节) 中国基础教育败在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
 
(第七节) 教育政策要去芜存菁,需逐步解决教育分层、社会分层的问题。
 
(第八节) “双减”政策总体没问题,但错在第一个“减”。
 
最近这几年,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内卷化”(involution)突然成了时髦,引起了大城市中青年人民的广泛讨论。早在1963年,人类学家 Clifford Geertz 选用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这一术语解读了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困境(Geertz, 1963)。22年后,黄宗智教授在其学术名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这一概念搬到中国(Huang, 1985),并于1986年的中文版中将其译作“农业内卷化”。后来他也用了“过密化”的翻译。
图1 百度搜索“内卷”的时间趋势
 
简单来说,内卷化就像花瓶里的爬蔓植物,茎蔓受到空间限制,只能向内卷曲,里面精雕细琢,却无法吸收足够的阳光。类似地,当村庄的人口迅速膨胀,农民们就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起早贪黑地精耕细作。内卷化就用来形容这种过度密集化的劳动。顺带一提,有的教授主张通过词根把 involution 翻译成“退化”,完全抛弃了这个单词带有的“卷”和“复杂”的含义(在数学里它还表示“对合”呢),也不符合我们说内卷化的语境。
 
时至今日,城市人口的膨胀和个人空间的压缩将内卷化的讨论带入了中国城市。在这些讨论中,教育内卷化可能是最重要的议题。最近作业减负、教培减负的“双减”闹得沸沸扬扬。这一系列的减负政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减负能“去内卷化”吗?美国、芬兰、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学习负担轻,提倡个性化、多元化学习,我们应该学吗?本文就来讨论一下上述问题。
 
文本将有八个小节,并穿插一些小卡片梳理文章内容。
 
小卡片
 
章节目录
 
1. 雏鹰模型
 
2. 教育的功能
 
3. 教育的标准
 
4. 基础教育的国际比较
 
5. 中国教育之得
 
6. 中国教育之失
 
7. 如何去芜存菁
 
8. 小议“双减”政策
 
1 雏鹰模型
 
说教育之前,我想先聊聊一个人获得成功(success)的原因。纵观古今中外、稗官野史,成功都离不开四大因素:背景(background)、天赋(innateness)、时运(randomness)和努力(diligence)。这些加起来正好组成了英语单词 BIRDS(鸟),所以我把它称为“雏鹰模型”,见下图。
图2 BIRDS 雏鹰模型
 
一只雏鹰想要起飞,首先它离不开富饶的土地和负责的父母(背景);其次它不能体弱多病、绵软无力(天赋);再次起飞时得有个好天气,也不能摊上火山爆发、军事演习(时运);最后它自己要勇敢而刻苦地练习(努力)。人类也是同理;任何一名学生想要考上一流大学,需满足上述至少一个条件。当然,每个条件都多多益善。
 
遗憾的是,背景、天赋和时运都不是学生自己能决定的,学生只能决定是否努力。对此,有位长者就曾感叹:“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努力),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背景、时运)。”所以,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一众学科应当介入这个讨论,研究这个问题。
 
小卡片
 
成功的四大原因
 
1. 背景,包括国家、社区、家庭等
 
2. 天赋,包括基因、智商、体质等
 
3. 时运,包括世界大势、社会改革、家庭变故、考试运气等
 
4. 努力
 
2 教育的功能
 
这个时代以和平与解放为主题,于是教育成了这个星球上孕育成功的最主流渠道。具体来说,我归纳了教育的三大社会功能:育人、择优和促进流动。
 
育人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培养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实现新一代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教育涵盖了学习各门科目、品德、文化、审美、国家认同,培养理解力、思辨、共情、表达、协作、努力、耐心、奉献精神,以及护佑身心的健康发展等。教育是现代社会吸纳现代公民的最主流渠道,也是现代公民融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前提。
 
江西永丰的“小马云”范小勤打小父母残疾,因长得像马云,2017年起在资本运作下,于各大网络、电视平台频频亮相,生活阅历比很多大学生都丰富。然而,在他长大、生胖、被资本抛弃之后,如今13岁的他尽管心地依旧纯良,但已是智力二级残疾,不认得数字,也没有积蓄。他开始重读小学一年级,前行的路无疑将异常艰辛。
 
择优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教育的第二项功能乃选贤举能,划定人才次序。虽然行行出状元,但是只要各个岗位有一定顺序,我们就需要一套秩序,从而为社会各个器官输送血液。在社会学,担此重任的教育体系也被形容为“排序机器”(sorting machine)(参见 Domina 等,2017)。比如现在我们体制内的工作往往是香饽饽,这就需要教育系统和公务员考试依照一定规则,遴选最优秀的人才。
 
“77、78级”大学生之所以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网罗了66-78年将近12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我们很难在世界上找到规模与他们相当、能力与他们媲美的一群人,这体现了教育和考试为人才和资源配对的无敌功能。
 
促进流动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教育的第三项功能为促进代际流动,打破阶层固化。从中国足协的几万名注册球员中选出23人组成一支男子足球队,后果大家都看到了;如果清华北大的学生只能来自北京,则举国上下将如一沟绝望的死水。自隋唐以降,由于教育的择优属性,寒门学生有机会向上登攀,此乃国家的生命之源。
 
例如,牛憨笨院士生前父亲去世、2岁母亲改嫁,在祖母抚养下顽强地长大,并考入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山西壶关的山村小孩儿,后来成长为光电子学专家,“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之一,体现了教育对于选贤、培优、弥补家庭劣势的积极作用。
 
小卡片
 
教育的三大功能
 
1. 培养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实现新一代的社会化
 
2. 选贤举能,划定人才次序
 
3. 促进代际流动,打破阶层固化
 
3 教育的标准
 
很可惜,教育的三项功能,对于学生的评价标准并不一致。这让我们很难找到理想的教育体系。
图3 教育的标准
 
如果教育只是为了育人,那么不管学生基于什么原因表现出色,都是好事。如果教育只是为了择优,那么得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学生——这样他们才能肩负社会重任,应对各种环境的挑战。此时,天赋和努力才是衡量学生的两大标准。如果教育只是为了促进阶层流动,那么我们只能靠后天因素(时运和努力)来评价学生,因为孩子的“天赋”早在学龄前就已经被深深烙下了原生家庭的印记。这一点比较难解释。举个例子,我和我师姐、华中科大王彦蓉教授合作的一篇工作论文就谈到,香港2岁幼儿的家庭背景都能影响到他们各项发展指标;可想而知,这些家庭因素积累到上小学,已然非常可观。
 
所以说,世上没有完美的教育系统。一个理想的选拔机制,应该巧妙地平衡天赋、时运和努力,从而尽可能地兼顾教育的三大功能。当然无论如何,努力应该是教育选拔的最重要标准,而学生的家庭背景则应是最无关的指标。
 
既然如此,鼓励学生努力奋斗的“内卷化”怎么就成了严肃的社会问题?这件事情很微妙。一方面,内卷化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新一代的人口素质,在教育的“育人”层面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它鼓励的却是产业化、商品化、保姆化的努力,放大了钱的作用,破坏了教育和考试对于学生“真实努力程度”的鉴别能力。后面我会详细讲讲。
 
在讨论内卷化之前,我想先引出各国家、各地区教育成就的一些比较。
 
4 基础教育的国际比较
 
社会科学界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的京、沪、苏、浙联队在2018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PISA)中表现优异,取得了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门科目的全球最高分,总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少学者质疑,这个评估只选择了中国大陆最富裕四个省市的学生,没有代表性。确实如此,所以这个数据对中国国内用处不大,但它可以用作国际比较。
表1 部分地区发展水平
 
如上表所示,无论选用什么标准,这四个省份的发展水平都不如中华文化圈中的台湾地区、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和澳门,也比不上经合组织(OCED)绝大多数成员国。一定要说的话,四省市只有人均预期寿命比台湾地区、爱沙尼亚和美国高一些。事实上,即使我们只考虑中国大陆最发达的省级行政区——首都北京,其人均发达水平也只能和台湾堪堪持平,更遑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的教育力挽狂澜,取得了超越其他所有地区的成就。我的师姐、香港大学许多多教授就曾使用09和12年的 PISA 数据详细地论证了,尽管上海在人均层面上更不发达,上海的教育比香港或澳门的教育更有效(Xu & Dronkers, 2016)。
 
要知道,如果我们选用上表任意一个指标和该地区的平均测验成绩画一张散点图,里面会有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可以很好地预测其学生的学业表现。下图就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为例,拟合了发达程度与测试总分的回归直线。绝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 Members,绿色)和中华文化圈的各地区(Sinosphere,蓝色)都拥抱在它们各自的拟合直线附近,只有中国大陆的四省市联队(图中红点)远远地游离于它的发展水平应有的分数。难怪有些政治科学家要把中国称作“红天鹅”(red swan)了(如 Heilmann, 2018)。
图4 百度搜索“内卷”的时间趋势
 
紧随着四省市联队的,分别是新加坡(SGP)、澳门(MAC)、香港(HKG)和爱沙尼亚(EST)。而考虑各地发达水平,新加坡、中国澳门和爱沙尼亚才是中国大陆以外表现最好的三个地区。说到这里,想必很多人会反驳,中华文化圈的各地区学业表现好,那都是中华文化里小孩子需要服从权威——他们光鲜成绩的背后隐藏着他们无能、易馁、不满和抑郁的本质。确实,在这些方面,中华文化圈的学生表现普遍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然而,京沪苏浙联队的学生却又双叒叕全面优于下图中任意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其中表现还不错的韩国(KOR)、爱沙尼亚(EST)和美国(USA)。
图5 部分地区学生其他能力和福祉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另一个规律。如下图所示,一般来说,测验成绩(横轴)和学生福祉(纵轴)存在负相关。左上角的两个绿点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它们的学生成绩差,但是还挺快乐的;右下角的香港(HKG)、澳门(MAC)和日本(JPN)成绩好,不过似乎不太开心;左下角的土耳其(TUR)教育两方面都比较糟糕;右上角的四省市联队则再一次成为了“红天鹅”,在两个维度上都非常亮眼。
图6 用测验成绩预测学生其他能力和福祉
 
另一个比较亮眼的东亚国家是韩国(KOR)。这非常违背我们的认知,为什么追求宽松教育、快乐学习的日本学生和英国学生在福祉上并列倒数第一,而内卷程度和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学生反而在胜任感(Competence)、抗逆力(Resilience)、满意度(Satisfaction)和幸福感(Happiness)四个指标上全面优于其他东亚地区呢?
 
对此,我大胆地提出一个论点,在当前发展阶段,学业压力有益于中华文化圈的学生。雏鹰模型支持了这个论点,下面我将提供更多证据。
 
5 中国基础教育之得
 
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大陆还处在这么差的发展水平,有这么穷的家长和教师,基础教育凭什么成功?西交大的社会学博士后侯利明(2020)提出,东亚社会强调竞争主义和应试主义,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课程制或双轨制的四种教育系统。我非常赞同。不过,这只解释了中华文化圈为什么成功;在中华文化圈内部,我认为是中国大陆优良的学习环境让它拔得头筹。
 
顺带一提,和侯利明的观点略有不同,我认为竞争主义比起应试主义更能体现中华文化圈的教育特点。中华文化圈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大学校和大班级,而我们卓越的学习环境则得益于好教师、好家长和好发展。
 
大城市
 
先聊聊城市。简单地说,一座城市的密度越高,资源就更集约,工作生活更便捷;城市的密度越低,每个市民享有更多水平空间,宜居性更好。这就是“效率城市”和“宜居城市”的权衡(trade-off)。基于历史、文化、人口、经济等各种原因,中华文化圈的特大城市,尽管发达程度不如纽约和伦敦,基本上都选择了高人口密度的“效率城市”模式。下表粗略梳理了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建成区面积、城区人口和人口密度。
表2 部分特大城市城区人口密度
 
需要注意两点。首先,纽约和伦敦已经是西方世界中密度最高的特大城市了,其他城市的密度更低。巴黎市区的密度高于纽约城,但是它只有 220 万左右的人口,规模仅和台北相当,放在中国大陆得排到三十名开外了。另外,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远远多于表中其他城市;如果只考虑两市的中心城区,其人口密度将明显更大。
 
这里就不扯远了,总之,世界上人均 GDP 能够上两万美元、人口数大于五百万、人口密度大于每平方公里10000人的“特大密集城市”,除了纽约,全部在中华文化圈;而且,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中国大陆。这种发达、庞大、高密度、高效率的城市天然地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激烈的竞争,正如奥运赛场上的佼佼者都来自于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
 
大学校
 
在大城市笼罩下的,是中华文化圈的大学校。这里的“大”并不是指规模,而是指学校对于学生生活的控制。如下图所示,无论是授课时间(横轴)还是校内课外活动(纵轴),中华文明的学校普遍大于西方文明的学校。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课外活动其实比香港的还要丰富些,他们的部活(ぶかつ,一般强制参与的学生社团)、修学旅行、家庭科、学園祭等没能被问卷捕捉到。因此,日本(JPN)的点也应该落在蓝色区域附近。
图7 授课时间和在校课外活动
 
总之,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华文化圈比较偏爱大学校,大包大揽,一手掌控课内和课外活动。与之相对,虽然芬兰(FIN)学生的学业测试成绩也能跻身前十,他们就处于一个受学校影响非常小的环境下,课程时间很短,校内活动也很少。
 
大班级
 
大学校里面是大班级。虽然一般来说,越落后的地方,班级的规模越大,但是这不能解释中华文化圈其他地区的每班学生数也这么多。在下图中,横轴是班级平均学生数(即班级规模),而纵轴对学生评估体系的复杂度。相对发达的新加坡(SGP)每个班有超过31名学生,日本(JPN)有超过32名,这些都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往往需要一套完整的学生评估体系;比如大班教学的新加坡和英国(GBR)的评估体系就比较全面,略高于中国四省市的平均。
图8 班级规模和学生评估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芬兰(FIN)不仅有小学校,还有小班级,它在班级规模和学生评估两个维度上几乎都是最低的。这体现了芬兰作为北欧教育强国,在学生个性化方面做出的努力。
 
综合来说,竞争主义是中华文明教育系统的核心,而大城市、大学校、大班级则是适配于竞争主义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虽然这种教育模式在学生的个性化、自由度等方面比不上北欧小国,但是它在育人和择优这两个教育维度上都有一定优势。
 
好教师、好家长
 
上面只讲了中华文化圈整体的教育特点,但是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够超越其他地区。好教师和好家长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展示。由下图可见,京沪苏浙四省市在优良竞争环境、老师负责程度、教师-家长沟通和文化资本投入这四个维度上,全面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
图9 部分地区优良竞争环境、老师负责程度、教师-家长沟通和文化资本投入
 
我简单解释下这四个指标。优良竞争环境来自于学生自己的评价,即他们是否享受与他人竞争,这里我们还要认识到四省市的竞争激烈程度远胜于其他地区,所以图中其实还低估了他们对于竞争的接受能力。台湾地区(TAP)、新加坡(SGP)和美国(USA)在这个指标上的表现也比较好(其中台湾和美国的竞争“参考系”比较低)。
 
中间两个指标非常直接,分别是老师负责程度和教师-家长之间的沟通频率。中国大陆的教师待遇水平不说和那些发达地区比了,就是在相似发达水平的国家,都不见得有多好。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我们的教师队伍表现如此出色,实属不易。国际上,韩国(KOR)、新加坡和英国(GBR)的教师也非常负责任。
 
最后这个指标叫作文化资本投入,主要测量了家庭书籍存量,以及学生在家的学习环境等。中国大陆家长的教育程度比较低,收入和财富也远不如发达国家,但是他们在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投入上可谓冠绝全球。此外,韩国和爱沙尼亚(EST)的家长也投入了大量文化资本。
 
好发展
 
上面的分析中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各地区的经济体量和经济增速。无需图表,人人都知道经济体量上我们仅次于美国,而增速上则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势头,快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国家整体的繁荣昌盛,能够提升每一代人的幸福感、自信心等,当然里面包括了中小学生。我想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学生为啥那么辛苦,却还是比较开心。
图10 用人类发展指数预测数字化程度
 
发展当然不仅是个宏观背景,它也有实质内容。由上图可知,在数字化、信息化教学的实践上,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平均水平要好于新加坡(SGP)、新西兰(NZL)、中华台北(TAP)、澳大利亚(AUS)和美国(USA),更好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伴随着网络教学、增强现实技术(AR)、4G/5G 网络等进一步推向西部山村,我们区域间教育不平衡的问题或许也能得到改善。
 
小卡片
 
中国教育成功经验
 
——竞争主义
 
1. 大城市,积极竞争的社会环境
 
2. 大学校,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安排紧凑
 
3. 大班级,较大班级规模促进团结和竞争
 
——优良环境
 
3. 好老师,认真负责
 
4. 好家长,投入大量文化资本
 
5. 好发展,快速发展的社会精神面貌好,同时有先进科技接入学校
 
6 中国基础教育之失
 
刚才讲了中国基础教育的那么多优点,里面其实也蕴藏了两条大问题。第一条是特大密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和竞争主义带来的内卷化。第二条是市场化、私有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我相信各位读者都能感觉得到这两大问题。
 
我必须要强调,这两个问题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作用”,并非什么洪水猛兽。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的方式解决。比如城市拥挤的问题,现在城市科学(City Science)在积极探索智慧城市(smart city)、数字化改造、生活化结构(living structure)等路径,让我们的“效率城市”更宜居。
 
好,不扯远了,下面我具体谈一谈内卷化和分层这两个问题。
图11 中国教育的四十年变迁
 
上图展示了过去四十年间,家长投入和学生成绩关系的变化。其中实线(曲线)表示家长投入有回报的部分,而虚线(水平直线)表示家长投入没啥用的部分;高高在上的红色直线则是录取线。
 
在四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家庭,父母的投入都不太重要,最多把孩子“扶上马”就得了。时至今日,一方面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持续扩大,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能力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这个“送一程”,说的就是教育内卷化。
 
内卷化是社会发展的副作用,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庞大的中产阶级利国利民,但是当他们手握太多资源时,那条往上延伸的长实线就像喃喃低语的小恶魔,在他们耳边催促着中产父母投入得多一点,再多一点。在这种错误的影响下,他们逐渐成为了焦虑心态的传播者。而政策的制定者们(policymakers),应该把曲线右侧的实线变为平直的虚线,让家长的事情止步家长,孩子的事情留给孩子。
 
为什么好端端的虚线,到了现在的大城市,却成了恶魔般的实线呢?我总结了内卷化的四大成因:竞争主义、人口压力、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
图12 内卷化的四大成因
 
竞争主义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没有竞争,那么自然没有内卷;正因为竞争主义是中华文化圈教育系统的内核,所以我们才是内卷化的重灾区。
 
人口压力我在上一节中就谈到了一些。上节说到,“特大密集城市”几乎全部在中华文化圈,而中国大陆则占据了其中半壁江山。以我们国家的人口体量,把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在相对稳定的规模,很不容易;但即便如此,不断膨胀的大城市人口只能激烈抢夺城市资源,这是内卷化的根本原因。在城市,经济增长可以纾解资源的不足,而现在中国内地逐渐放缓的经济增速也凸显了内卷化的趋势。
 
社会分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户口、教育、职业、收入、财富、社区等方面处于不同的层级。每个社会都有分层,但是各层的差距可大可小。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层级差距比较明显的时期。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家长的资源差距很大,一二线城市的家长可以请 985 大学的学生过来做家教,而三区三州的村镇,连小学老师都招不到。另一方面,高福利、高待遇的岗位数量没有及时扩张,这使得好文凭的含金量水涨船高。此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stion)也让教育竞争更激烈了——这就不细说了,可参见我导师的综述(Wu, 2019)。小结来说,社会分层放大了竞争主义的负面影响。
 
教育分层指的是社会阶层越高的人,接触到的教育资源质量更高。这个很好理解,我就不赘述了。我的师兄、山东大学李忠路教授的论文就详细论证了,在城市,家境更优渥的孩子可以进入更好的学校,接触更多教育培训,从而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李忠路、邱泽奇,2016)。
 
我以首尔为例,来解释下这整张图。众所周知,首尔是“世界内卷之都”,它可以说汇集了内卷化的所有成因。首先,韩国受中华文明熏陶较深,留有竞争主义的观念。其次,首尔有近千万的人口和仅次于香港的人口密度,且经济增速大约只有新加坡和香港的一半,城市本身的负担就很重。韩国的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就不用多说了,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SKY 大学)是通往上流社会“天空之城”(SKY Castle)的钥匙,看韩剧的朋友们想必都了解。首尔的过度内卷也导致了它人口的负增长(死亡人数小于出生人数)。
 
所以说,社会分层和教育分层本身就是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它们不仅助长了内卷化,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三大功能,还会影响民生福祉、人口结构、治理成本等。这些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最紧迫问题。
 
小卡片
 
内卷化的四大成因
 
1. 竞争主义【不该改变】
 
2. 人口压力(密集型城市、经济低增速)【很难改变】
 
3. 社会分层(家庭差距、就业差距)【较难改变】
 
4. 教育分层(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不难改变】
 
7 如何去芜存菁
 
去内卷化,需要去芜存菁。在上面几章中,我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我们想要促进社会公平,也想要在大城市去内卷化,这两个目标是相似的,政策方针也是一致的。其中,社会公平是因,去内卷化是果。
 
对于另一条路径,削弱竞争主义,我本人表示明确反对。首先,竞争主义是我们实现育人、择优和促进流动三大目标的重要保障。离开了竞争,学生各方面素质将下降,也不利于教育公平。其次,尽管中华文化圈的学生在软能力和福祉上似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强调竞争主义的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韩国学生在这两方面其实并不差。竞争主义对学生没有明显的危害。再次,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的经验证明了,我们的成功来自于优良环境,也来自于我们超过其他任何地区的竞争制度(大城市、大学校、大班级)。最后,竞争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教育理念,我们完全可以在避开它的前提下,解决当下中国教育的问题。
 
抛弃竞争主义可能会有严重后果。日本在二战后的婴儿潮被称为“团块世代”(団塊の世代),他们在学生时代曾经历“四当五落”(又说“三当四落”)的“受験地獄”(じゅけんじごく)。四当五落指的是考生若每天睡不足四小时,方能当上心仪大学的学生;如果他们睡五个小时以上,只能落榜。这样经历过极其残酷竞争的一代人,后来成为了日本社会的顶梁柱。在这之后,日本政府大兴“寬裕教育”,矫枉过正,导致了后几代人综合能力的下降和社会流动的凝滞。顺带一提,后来由首尔的学生继承了四当五落(사당오락)的残酷生活。
 
拥抱竞争主义对全社会有益。对比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律政、卫生、金融、媒体、高等教育等行业,背靠大陆、人口更多、华人比例更高的香港却处于劣势。新加坡以区区五百多万的人口,通过竞争主义把教育的择优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具体来说,新加坡人有种“怕输”(Kiasu,来自于闽南话“惊输”)精神,又辅以复杂的教育分流体系,确保了学生相对公平地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政府也能挖掘出最优秀的人才。
 
竞争主义并不会抹杀创造力。中国大陆,要说竞争主义的极致,那自然是中科大少年班了。现在《自然》杂志上叱咤风云的中国科学家、人类科学史上最天才的青年之一“石墨烯驾驭者”曹原,便曾就读于此。在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大学的本科生中,中国大陆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都是最有竞争力的群体。所以,没有证据支持中国的学业负担、应试教育和唯分数论扼杀了孩子们的创造力等其他能力。
 
所以啊,不明所以地给学生“减负”,推动所谓学生的多元发展,是在用甜腻的糖果麻痹孩子们的神经,剥夺他们体味人生之酸楚的权力,是在用虚幻的、短期的宠爱削弱新一代实在的、长久的力量。农村里的孩子们,不从课本上学习创造力、想象力、感知力、审美力、自信、自尊、自强,细心、耐心、爱心、平常心,难道要在泥土里、田野间、动画片中学习吗?今天自鸣得意、下巴轻轻地给他们减负,将来在建筑工地、血汗工厂、基层岗位上,谁给他们减负,谁为他们负责呢?
 
去内卷化,要促进公平,而不是和竞争主义做对抗。中国教育的成功来源于让学生们“痛并快乐着”的学习环境,万不可效仿某些地区让学子们“甜却无知着”的改革。
 
小卡片
 
支持竞争主义的理论和发现
 
1. 在雏鹰模型里,学生只能决定自己是否努力
 
2. 教育想实现三大功能,努力也是最重要的标准
 
3. 竞争主义对学生没有明显的坏处
 
4. 中国四省市的成功,部分来源于竞争主义
 
5. 竞争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教育理念
 
6. 抛弃竞争主义可能会有严重后果(日本)
 
7. 拥抱竞争主义对全社会有益(新加坡)
 
8. 竞争主义并不会抹杀创造力(中国大陆)
 
9. 农村的孩子更需要竞争主义
 
8 小议“双减”政策
 
在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尽管有些风声,但还没有现在的双减政策。所以,我的文章并不针对双减政策。最近网络上也充斥着各种评论,很多说到了点上,也有不少在那胡扯;我这篇小文也有主观臆断之处,请大家兼听则明。
 
双减政策的初衷大抵是国家想要鼓励生育,减轻家长和学生的负担,顺便着手解决大城市居民热议的内卷化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项好的政策。当然,任何政策都有副作用,我们要多权衡利弊。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提升课堂教育质量,提高作业质量,减轻家长负担,规范校外培训,加强配套管理等,都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它也是一项错的政策。它错就错在不该有第一个“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这是在挑战竞争主义,在损害教育三大功能。减轻了学生作业负担,家长就会多付出管理孩子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这也并没有起到为家长减负的作用。减轻了学生作业负担,就是在弱化学生们对于“努力、奋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对社会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减轻了学生作业负担,还容易诱发青少年行为失范(anomie)乃至犯罪,提高社会管理的成本。减轻了学生作业负担,学生丧失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甚至可能会更抑郁。
 
我常常讲到贵州望谟“千里背疯娘上大学”的刘秀祥,他具备一流的品德、智商(小学毕业全县第三)、体格和意志,却在复读一年后才考上临沂大学。他的压力远超他的同龄人,全靠他顽强地顶住了。毕业后,他拒绝高薪工作,回到望谟的高中教书,并做免费的巡回演讲一千余场,资助贫困学期1700余人。现在,33岁的秀祥是全国最美教师、贵州省劳模、高中副校长等,多么伟大的青年!黔地重峦叠嶂的深处,从来都是张牙舞爪的鸿沟,全靠有些孩子悬梁刺股的决心攀登上来;再不让学生们多写点作业,是想让望谟的山变成天堑么?
 
当然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并不是一无是处。有些学校的作业负担确实太重了,我们需要给这些学校加顶帽子,避免学校方面通过不断加码的“比严”战争来压榨学生。对此,我非常赞成。
 
此外,大城市的中产家庭,在学生作业少了以后,能有机会投资孩子更多方面的发展。减负还有助于减轻公立学校教师的负担。减负也能让学生的时间更多地流入娱乐,从而促进影视、偶像、游戏、餐饮、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比较小的作业压力还能提升一丁点国际形象,优化国内外舆论空间。但是,这些好处和减负的弊端相比,轻若鸿毛。
 
总之,“双减”政策整体是好的。其实它想减学生负担、家长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同时给公立学校“增负”,加大学校对学生的重要性。这一点非常好,无数经验证明,对公立学校的投入有助于降低教育不平等(Raudenbush & Eschmann, 2015)。爱沙尼亚这么个东欧小国的学生学业表现冠绝欧洲,靠的主要就是对公立学校的大量财政投入。但是,粗暴地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尤其整个政策文本透露出减轻学生学业压力、竞争压力、考试压力的倾向,是错误的——有的城市甚至把小学期末考都给取消了,一副老好人的样子,这给正常教学活动添加了多少阻力?希望接下来的政策能够认清现实,顶住压力,去芜存菁;不要推卸责任,因噎废食,把中国教育的灵魂也抹去了。
 
2021年8月5日夤夜 于香港日出康城
 
小卡片
 
学生减负的利弊
 
弊:
 
1. 削弱学生的认知和非认知的能力,对学生、对社会的未来不负责
 
2. 不利于择优选拔,部分人才失去发光机会
 
3. 利好富裕家庭,阻滞社会流动
 
4. 增加家庭和社会的养育成本
 
5. 舍弃“努力、奋斗”的价值观
 
6. 容易诱发青少年行为失范,乃至犯罪
 
7. 孩子丧失目标,缺少动力,反而更抑郁
 
利:
 
1. 规范一些给学生负担过重的学校(这是正确的)
 
2. 降低新一代过度劳累的风险
 
3. 富裕学生更自由、更多元
 
4. 减轻公立学校教师负担
 
5. 推动文娱产业发展,例如影视、偶像、游戏、餐饮、旅游等
 
6. 提升国际形象,优化国内外舆论空间
 
参考文献:
 
侯利明,2020,《教育系统的分流模式与教育不平等——基于 PISA 2015数据的国际比较》,《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李忠路、邱泽奇,2016,《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Domina, T., Penner, A., and Penner E., 2017, “Categorical Inequality: Schools As Sorting Machin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3.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ilmann, S., 2018,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Huang, P. C. C., 1985,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udenbush, S. W. and Eschmann, R. D., 2015, “Does Schooling Increase or Reduce Social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Xu, D. and Dronkers, J., 2016, “Migrant Children in Shanghai: A Research Note on the PISA-Shanghai Controvers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
 
Wu, X., 2019, “Inequalit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socialist Chin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沈氏杂铺(ID:Shens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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