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汶蓉的新著《活在心上：转型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孝道实践》[4](以下简称《活在心上》)可以被视为这种研究转向的一个代表。作为长期以家庭代际关系为研究选题的学者，作者自述在过去十年间完成的两部著作，恰好体现了不同阶段相异的现实关注点和理论视角。其中，前一部著作主要以调查数据为依托，从“传统—现代”的二分框架中寻找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特征和趋势，关注代际失衡和孝道衰落等争议性问题；而新著则在融合国内几大数据库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加入了课题组长达5年在上海、兰州等地质性研究和深度访谈的田野材料，重点转向对日常生活中家庭代际关系和孝道实践的互动过程的考察，关注的是流动下的代际策略以及城市“啃老”“妈宝”等热点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代际关系的韧性，即家庭在看似多元、复杂、个性化的变动背后“无法被清楚测量的维系力量”[4](自序PP1-5)。这一研究视角和理论阐释的转向，向我们展开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家庭代际生活的故事画卷。

一、从弹性中寻找韧性：家庭依然是共同体吗？

刘汶蓉在开篇“自序”中谈到该书研究背后的两个主要理论思考。一是当前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依靠什么保持均衡？二是中国家庭是否还是一个对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具有统摄意义的共同体[4](自序PP1-5)？这两个追问分别揭示了家庭中极具变革意义的两个关系维度：代际关系以及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并透露出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回避的重要预设：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均衡正面临挑战，以及由此延伸的问题——家庭作为共同体的意义似乎也出现了动摇。

有关转型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出现“失衡”或者称之为代际关系“重心向下倾斜”“恩往下流”等说法在过去20年中如一股旋风刮过，几乎成为家庭研究界的共识，因为这些说法与来自日常生活的观察高度契合。该书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也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细致地对相关研究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调查数据和田野访谈，考察为何子代更多扮演“获得者”角色、亲代更多扮演“给予者”角色这种看起来不太公平的代际关系模式可以在当下中国社会得以延续。难道费孝通提出的经典的“反馈模式”不再起作用了吗？

一些学者早已指出，转型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亲代履行过度、子代回馈不足的现象，尤其在农村家庭中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付出与回报极度不对等，不仅出现了代际失衡，甚至已经出现了代际剥削，以“抚育—反哺”为特征的反馈模式被打破，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交换逻辑的引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代际秩序。而这种不均衡的代际关系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是由于传统文化机制对父辈依然有影响，要求他们以完成盖房、娶媳妇、抱孙子这些“操心”的事为人生要务[5][6][7]。有学者将代际关系的这种倒转概括为“下行式家庭主义”[8]，其背后的成因或被归之于亲代的责任伦理和利他主义[9]，或被归之于社会公共服务不足的现状下子代的工具性需求与家庭的策略性选择[10]，抑或被归之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叠加效应[11]，等等。该书试图跳出这个层面，证明仅仅从责任规范和工具理性框架去理解家庭实践中的代际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意义共同体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个体化进程中家庭如何成为家庭成员的情感和价值归属”[4](P9)。这一归属并非横向的爱情和婚姻，而是纵向的基于血缘的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的身份牵绊，这种深埋于日常家庭行为背后的代际关系和情感纽带，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和人生观，具有一种“类宗教”的意义[4](P327)。

书中盘点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互惠支持特征，发现无论在城市中产家庭还是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中，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都日益紧密，包括策略化的同住、经济和日常照料上的支持以及情感慰藉等，作者称之为“代际团结趋势的上升”[4](PP10-12)。除了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代际之间的需求互补外，作者特别指出了亲代预期寿命的增长和子代独立的推迟，使得父母方的“可给予期”不断延长，从而拉长了代际间在“抚育—赡养”之外的交换阶段，而这正是代际失衡产生的原因[4](P7)。因此在刘汶蓉看来，尽管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家庭的代际支持在经济、劳务和情感等方面都呈现出“从亲代流向子代”的特征，成年子女的生存压力不断向父母转嫁，而亲代在扮演子女“减压阀”角色的过程中常常是获得感不足的，但这只是代际关系中特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家庭代际支持具有很强的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而变动的特征，其代际支持的流向整体上随家庭成员的需求和给予能力的变动而变化[4](PP38-40)。同样，农村流动人口外出打工作为一个家庭策略，也是从一开始就把“养老”和“养小”的重任一起纳入了总体的人生考量，至于资源多少的偏重并不在于观念上的“重小轻老”，而是基于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差异。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分配和选择往往遵循的是生存的逻辑和事件的紧迫性原则[4](PP239-242)。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争论不休的所谓代际失衡或者代际团结，在该书的叙述框架中可以被视为仅仅是体现了代际关系亲密实践的不同阶段甚至同一阶段的不同面向，其核心在于强调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性和张力。刘汶蓉将这种充满矛盾和纠缠的代际关系界定为一种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的关系特征，表现为家庭成员根据各自的利益需求以及价值和情感不断协商的过程[4](PP12-13)。由于这一代际协商过程并非个体导向而是关系导向，双方都将彼此纳入自己的生活预期和安排，因而其结果并不会导致家庭的个体化，相反，亲子一体和代际责任伦理通过这一过程得以再造。因此作者认为，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具有统摄意义的共同体[4](P 324)。

刘汶蓉通过对当今城市家庭存在的“啃老”现象的独特分析来论证这一点。与主流社会对“啃老”的简单诟病或哀叹不同，该书基于丰富的个案访谈资料，对不同类型的“啃老”家庭及其代际关系的互动方式进行了深度考察，赋予了“啃老”全新的理解和评判。调查显示，子女心安理得地“啃老”、父母心甘情愿地“被啃”已成为当下许多家庭可以接受的常态，前提是只要“啃”得有“度”，包括子女的依赖不要超出父母的承受能力，以及子女在言行上须表现出对于父母的付出“有孝心”和感恩。也就是说，“啃老”能否被合理化，既取决于家庭(父母)拥有的客观资源，更取决于家庭成员的主观认知和两代人之间情感上的相融与否[4](P 307)。对于那些关系和谐的家庭来说，“啃老”是代际和合下的一种“划算”的理性安排，可以在互惠合作中增进彼此的情感和信任；反之，则可能由于“啃老”合理化的失败而导致情感和责任捆绑下的代际冲突。因此，“啃老”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韧性和内在张力”，其中“韧性”表现为代际责任伦理对家庭中的个体依然具有约束力，“张力”则表现为代际互助越来越倚重于彼此的情感内化而非道德义务[4](PP308-322)。

可以看出，该书对于近年来海内外部分学者以个体化来描述中国家庭关系特征是持保留态度的。如果说个体化理论强调的是家庭中的个体所具有的选择性和弹性的一面，那么《活在心上》一书所呈现的则是丰富多变的代际互动和家庭策略背后那种无法摆脱的韧性。作者相信，中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并非个体化理论中所设定的那种“选择性关系”，因为基于血缘的代际责任表现出明显的“不可选择性”，家庭中的个体尚无法真正做到“为自己而活”，这也是子代“啃老”合理性的来源[4](P324)。因此，刘汶蓉将城市家庭中这种彼此接纳的“啃老”模式视为两代人之间的“理性合谋”，本质上并不违背反馈模式中的“均衡互惠”原则，因为子代以“报之以情”的情感回馈方式实现了与亲代之间的互惠与交换。正是这种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构成了家庭代际关系中具有文化抗逆性的韧性之所在[4](P326)。

二、孝道实践新解：亲密情感与责任伦理哪个在先？

该书在试图找寻代际关系的团结纽带和家庭共同体的韧性的同时，并没有忽略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的多样性和流变性。作者强调实践的视角和方法，关注宏观层面的制度惯习如何渗透在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继而又如何在代际互动的策略中被一点点侵蚀或形塑。关于孝道的研究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路。

过去几十年中有关孝道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家庭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也是代际关系和养老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部分，因为它是构成传统家庭代际秩序和养老文化的伦理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家庭养老陷入诸多困境，许多学者将其归之于从社会到家庭层面普遍的“孝道衰落”。有学者指出，尽管反馈型的代际关系基本模式并没有改变，但其实践规则和规范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乡村伦理中那种基于父母生养所形成的感恩回报的代际关系，已被基于市场交换的付出—报偿的公平逻辑所替代[12]；也有学者认为，家庭内部老人赡养资源出现了供给不足，但并非由于“伦理沦丧”，而是由于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出现了“伦理转向”，即由传统孝道所要求的“亲代优先”转为“下位优先”原则[13]；有学者进一步发现，农村社会的孝道其实体现了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亲子互动的“动态亲属实践”，孝道的诉求和表达随个体生命历程中内在关系结构的变化而流动[14]；还有学者强调日常生活中“孝”“养”“顺”之间的日益分离，提出了“无孝之养”“孝而不顺”等新概念[8][15]。这些讨论和争议，表明作为传统家庭制度伦理基础的孝道观念在如今的代际实践中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活在心上》一书并没有纠结于这些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以调查数据为证说明“奉养事亲”“感恩回报”的孝道观念和行为准则至今依然在各群体包括青年当中被高度认同，只不过这种观念认同和接受并非来自权威孝道观的内化，而是基于代际亲密关系的情感体验。刘汶蓉借用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叶光辉的“孝道双元模型”框架来分析孝道的转型。按照这个模型，传统孝道观念是基于亲子间不对等的权力等级关系，子代透过对角色规范所要求的责任义务的遵从来获得社会认同，因而称之为“权威性孝道”；而现代年轻人所推崇的则是一种源自亲子间的亲密关系和自发的情感表现的“相互性孝道”，是基于代际平等关系和亲密情感的一种自然回馈。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孝道实践过程的考察，刘汶蓉试图探讨这两种孝道在中国社会如何并存、转换或协商，并揭示孝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张力和弹性空间对于代际关系变迁的意义[4](PP169-170)。

作者首先将孝道划分为“无条件的孝”和“有条件的孝”。与非此即彼的无果争议不同，该书在访谈资料基础上将二者之间的差别幻化为道德理想与情境实践的区分，因而二者并无道德高下之分，而是强调了孝道实践本身的不同情境性和条件性。研究发现，现实中有可能阻碍孝道实现的因素或者来自情感，即子女的“不公感”及由此产生的对父母的“怨恨”；或者来自能力，即子女自身发展的不力而导致缺乏反馈父母的可能性。因而“父慈子孝”的相互性责任伦理才是生活实践中孝道的运行机制[4](PP175-182)。书中展示了来自一线田野的有关孝道话语的丰富叙述，比如孝顺就是“心里想着你”“尽量提供物质帮助”“不让父母操心为难”“好好过日子”等；与此相应，不孝的定义包含了“不学无术”的“败家子”“让父母伤心难过”“拖累父母”以及不生孩子、争财产等“不懂父母苦心”“不体谅父母”的行为。从这些十分接地气的孝道话语中，可以看到过去权威性孝道中所强调的“抑己顺亲”、绝对服从的含义几乎荡然无存，甚至“知恩图报”的重点也变成了单纯的“知恩”，而不在于“图报”与否。

刘汶蓉将孝道的这种新取向，概括为“孝道实践中的情感转向”，这一趋势代表了孝道的“权威性”维度下降、“相互性”维度上升，“孝”成为那些心中积淀了对父母深厚感情的人在成年之后从内心自然生发的“对父母好”和“还也还不完的情义”。作者进而又将孝道区分为“基于情感的”和“缺乏情感基础的”两种类型，指出前者的核心在于亲子之间的“心意相通”，这种以代际亲密情感为基础的“活在心上”的孝成为孝道再生产的机制和最高境界；而后者只能归为没有情感的义务捆绑，属于“有养无孝”[4](PP213-22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孝道已从当初主要对子女行为的单方面道德规范要求，变成了一种对亲子双方责任伦理的共同约束，甚至对亲代提出了更高的规范性要求，因为父母只有“活在子女心上”，成为受子女尊敬和爱戴的人，才能获得子女的孝心，这也是该书以“活在心上”为题目的用意所在。正因如此，“养儿方知父母恩”的古老传说，便被赋予了生育之于孝道的别样意义，即生养孩子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传宗接代，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在两代人之间的“情感联通”价值能够唤起感恩与孝心的传递，从而获得一种为人父母的辛劳报偿[4](PP329-332)。

至此，该书清晰地梳理了孝道实践的伦理再造路径，认为尽管基于传统生养报恩意识的“无条件的孝”仍有不容置疑的道德崇高性，但在代际实践中流行的则是“有条件的孝”，遵循代际“以心换心”的情感逻辑[4](P330)。如作者所言，这种心意对等本身是个弹性很大的标准，取决于代际的情感亲密程度，带有主体性、策略性和协商性。这一逻辑巧妙地避开了理性算计与道德义务谁轻谁重的经典难题，因为二者都可以通过情感合理化，而亲密情感与责任伦理之间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分界或顺序，而是相互形塑、彼此嵌入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认为当下中国城市家庭的生活实践中，情感亲密性和关系质量成为最重要的家庭整合机制[4](P334)。这种亲密情感不仅带来孝道的回归，同时也带来了父母权威的回归，城市中产家庭中并不少见的“妈宝”现象就折射出了这样一种亲密化的代际实践，亲权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子女独立性的丧失，而是父母权威的内隐化以及子女对于亲密共同体的认同建构和情感共鸣，也是孝道伦理的再造过程[4](PP279-290)。

三、传统回潮的背后：家庭何去何从？

《活在心上》一书所讲述的关于中国当下家庭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其说是阐释了令人信服的家庭关系和伦理实践新结论，不如说是重提或拓展了家庭研究中令人深思的理论问题，包括家庭的定义与边界以及家庭的价值与意义。这些问题的讨论，既关涉家庭的何去何从，也关涉社会政策的走向。

其一，关于家庭的定义与边界。该书讨论的代际关系是指亲代与成年子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成家与未成家的子女，因此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指小家庭与原生家庭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可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亲属关系的一种。有学者指出，费孝通的“反馈模式”实际上并非在小家庭内部进行，而是反映了小家庭之间“家际关系”的一种“接力+反馈”的抚养—赡养模式。因而费孝通所描绘的中国家庭也非西方意义上的核心家庭，而是一种伸缩自如的“扩大了的家庭”，用“直系组家庭”来命名这种绵延伸展的家庭团体最合适不过，即小家庭以直系亲属的方式连接成一个守望相助、分工合作的家庭网络体系[16][17]。

该书虽没有对家庭概念进行直接讨论，但从访谈所展示的丰富的家庭实践来看，这个边界是模糊、弹性和流变的，它不仅突破了核心家庭的狭窄范畴，而且可以在小家庭与扩展家庭之间自由穿梭组合。有关家庭的这种流动性和灵活性，不同学者强调的视点各有差异，如“个体家庭”强调的是城市中产家庭中的个体必须依赖家人来抵御风险[18]；“协商式亲密关系”强调的是父母通过积极主动的嵌入和理性协商构建起新型的代际亲密关系和孝道期待[19]；“新家庭主义”强调的是个体意识的崛起与家庭责任的担当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整合[20](PP181-224)；而“马赛克家庭主义”强调的是家庭模式中传统与现代杂糅并存、父母与子女亲密共生的所谓双系多核特征[21]；等等。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家庭研究界近些年来不断弥漫的一种传统回潮的趋势，这种回潮并非简单地撤退到过往，而是随着家庭生活中代际团结与合作的增长，学者们对于家庭凝聚力和韧性的追寻热情急剧上升，使得“妥协”“协商”“亲密”等替代了“冲突”“疏离”“脆弱”成为新晋的关键词。甚至“家庭主义”这一曾在新文化运动中被重度批判的价值观，也被翻出来重新予以审视和解读[22]，并以独特的方式“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成为这个不确定性肆虐的时代中个体、家庭与社会之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有学者直接批评国内已有的家庭研究存在个体化、问题化的缺陷，即只关注家庭中的某个群体或某些问题，而“忽视了家庭本身”，倡导中国家庭研究亟须“找回家庭”，看到家庭对于个体的价值和意义[23]。

其二，家庭对于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该书多次强调“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和代际责任伦理是构成家庭韧性的基础。刘汶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曾经以为以夫妻轴为核心的家庭才是现代化的和先进的，而更加重视亲子轴的中国家庭文化被视为道德绑架太重、过于压抑，如今看来这却是一种能够助力两代人共同抵御转型社会风险的“温暖的制度设计”[24]。这一立场也反映出国内家庭研究界越来越重视家庭纵向关系，转而向本土文化寻找理论资源的潮流，那种认为家庭内部亲子轴才是中国家庭制度核心的判断，伴随着近十年来婚姻脆弱性的增长以及家庭代际合作的剧增而得到更多的支持。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农村，正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际模式”赋予了农民家庭极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实现了家庭的财富积累和代际传递，也铸就了家庭高度的韧性和弹性，这种“功能性家庭”的实践形态可以有效地应对现代转型社会的压力，而这都要归功于家庭所提供的伦理和价值支撑[23]。

这种家庭关系中纵轴的优先性也在公共政策法规中得到了体现。有学者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时发现，针对家庭内部纵向的代际关系以及横向的婚姻关系，一直存在着彼此分离和差异化的双重原则，即对家庭代际关系和相互责任的持续强化，以及对婚姻关系中个体自由和性别间责权平等的强调，前者更趋向于传统的家庭主义，后者则接近于现代个体主义的价值观[25]。这种彼此相向的演变趋势表明，代际变革与婚姻变革之间的进路并非总是一致的，而是常常充满着难以言喻的矛盾。有学者在对苏南农村地区流行的“两头婚”或称“并家”模式的研究中发现，作为一种双系婚姻策略，这种模式表面上看起来对传统单系偏重的、从夫居的父权制结构造成了冲击，也重塑了新的更加平等民主的家庭权力关系，特别是女性和女系的地位得到提升；但与此同时，它以满足父代纵向的情感需求为导向，父代通过向子代家庭输送资源而全方位介入和渗透到子代家庭内部，客观上又形塑了新的父权形态[26]，子代生育后常见的双边姓氏之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