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会的召开，多位政协代表提出了有关放开女性冻卵和未婚生育的议案。关于#女性生育权保障的话题一度占据热搜榜单，引发网友热议。其中，如何保障、怎样落实更是成为了讨论的中心。“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赢得一部分网友拥护的同时，也引发了另一部分网友的担心。今日盐巴，带你走进这场讨论，并探讨：那些希望单身“生娃”的女性画像，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风险，以及保障女性生育权的社会效益与其他途径。

一、各国关于单身女性生育权和“冻卵”的政策实践

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对于单身女性的生育实践也有着激烈的争论，焦点主要围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展开，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报以开放的态度。

相比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对单身女性生育实践态度更加开放，允许女性冻卵并对后续使用的条件放得比较宽。有很多明星比如徐静蕾，阿sa和林志玲都很早就在美国冻卵。
 

但大陆法系地区对此更持保守态度。德国、瑞士、俄罗斯、意大利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都明确禁止单身女性实行人工生育，将人工生育的主体限定在已婚的夫妻之间。虽然法国、瑞典和日本对单身女性“冻卵”等需求予以支持，但在使用上设以限制。例如，日本虽然放开冻卵，但是并不建议40岁以上女性冻卵，更不建议45岁以上女性使用冻卵治疗不孕症，并且在精子库的申请中强调只能夫妻申请、而非个人。

在中国，社会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讨论始于2002年9月颁布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伴随着社会抚养费的废止、非婚生子女落户问题的解决，近年来民众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单身妈妈的生育保险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国家对单身女性生育问题的支持。

二、那些希望“生娃”的单身女性

单身女性的生育需求主要有二：第一，尚未找到生育对象，希望保留可用卵子以待未来需要时使用；第二，不愿进入传统婚姻，希望剥离婚姻与生育，实现单身妈妈的愿景。

产生这种社会需求的社会背景则是当下家庭领域中传统与现代婚育观念的交织杂糅。一方面，传统的家庭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如对婚姻生育的渴望、“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角色想象，依然作用着人们实际的婚育行为。另一方面，受现代化和个人主义影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婚姻逐渐成为个人选择而非人生必需品。面对性别尚不平等的公领域，那些高教育女性往往更加追求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就，缺乏时间和精力用于婚恋，同时对婚配对象和未来婚姻生活期望更高，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沉没成本。因此，单身女性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婚育观念的双重作用、个体的觉醒与家庭社会压力的矛盾碰撞中、家庭与事业的失衡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挣扎和焦虑。

因此，那些对“冻卵”和单身“生娃”有需求的通常是高受教育程度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相对应地，这些有生育意愿的单身女性有如下三点诉求：首先，把生育权和婚姻解绑；其次，将未婚女性抚养子女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实现未婚女性生育的去污名化。

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风险

对于已经错过生育最佳年龄、或正在面临年龄焦虑的单身女性而言，为实现生育愿景，选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是最主要的思路，也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所在。但是不同的技术手段实际上存在不同的风险。
 

冻卵被认为能有效保存女性有限的高质量卵子，支撑女性在大龄实现生育的技术。但相较于精子冷冻及胚胎冷冻，冻卵依旧面临诸多技术上的难关，仍旧需要直面很多技术和健康风险。

首先，冻卵无法确保卵子的活力。由于卵母细胞对温度十分敏感，冷冻有可能对卵子的细微结构、染色体造成损伤。而透明带对温度的敏感性以及成熟前皮质颗粒的释放均可导致透明带变硬，精子难以穿透，受精后胚胎孵出困难。加之冷冻过程中冷冻保护剂的毒性，也容易导致卵母细胞受到损伤而影响受精卵的质量。科学上并没有充份的证据表明冷冻卵子的使用效率如何，冷冻几十年后是否还具有有效性。正因为如此，尽管已经宣告了冻卵技术不再是一种实验性疗法，美国生殖医学会依旧警告人们不要广泛使用冻卵技术，因为它给女性带来的可能会是虚假的希望。

其次，取卵本身对女性而言具有伤害性。从医学上来看，冷冻卵子首先需要用一系列促排卵药物刺激卵巢，以促使卵巢产生多个成熟卵子加以保存(通常为十几个、二十几个)。但促排卵药物的注射，可能会引发促排卵者情绪波动、腹胀肠鸣、卵巢区域肿胀等负面反应，甚至会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以及卵巢扭转的严重后果。从后代健康来看，已有研究使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用冷冻卵子生育的孩子，其儿童期患癌风险是正常生育孩子的两倍以上。更多的不良反应仍然需要长期随访资料进一步证实，目前仍待严格论证。

四、保障生育权的社会效应与相关途径

开放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最大好处是保存生育力。然而市场化不成熟之下的人工辅助技术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开放人工辅助技术的社会后果也应当被提前考虑。
 

除前文所述，冻卵可能带来对高龄产妇及婴儿生命健康的隐患，冻卵市场化后如何实现在采取、保存和再放入等复杂环节的监督和追责也成为医学和法律界的担忧所在。冻卵也并非“一锤子买卖”，后续的维护和使用都需要不断的经济投入，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个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其次，大部分想使用冻卵的女性，可能本身已经不具备怀孕的条件了，那么接下来就需要用到“代孕”等其他生殖辅助技术了。去年那一场关于是否应该允许“代孕”的讨论已经足够让网络撕裂了。

此外，在部分女性主义者看来，“生殖技术的任何进展，都不过是将妇女的身体变成生命工业化生产的实验室，或将妇女子宫变成‘手术室”。一旦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向单身女性放开，那么生育将更加理所当然地被搁置，将个体发展置于之前。而那些没有冻卵的女性则可能被视为职场生活上的不投入，面对更大的职业歧视和家庭-工作平衡困境。

我们应理解和珍惜在社会进步下，民众对于女性权力和家庭可持续发展上的双重关注。但在法律上，冻卵本身是为了给少数身患生育疾病或具有生育风险者的救济所用，是一种无奈的、退而求其次的解决方案。也因此，如果倡导和鼓励本不需要冻卵的的女性冻卵，那就会造成问题的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了。

任何个体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毋庸置疑具有生育的权利，其权利也应该被保障。但在实现其生育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涉及到冻卵等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时，需要认识到其中的潜在风险和可能的社会溢出效应。比如说在提案下，出人意料的对“小三”问题的讨论。

技术本身是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技术应用能否与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相协调。

参考文献：

[1]      湛中乐,谢珂珺.论生育自由及其限制[J].人口研究,2009,33(05):100-110.

[2]      刘雨婷. 单身女性生育权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6.

[3]      刘长秋.冻卵:法律应采取怎样的立场与对策[J].探索与争鸣,2016(11):88-92.

[4]      张文婷,谭璇璇.暂时性的生育延迟：适龄婚育青年对于女性冻卵的认知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21(04):39-45.

作者：郑叶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

         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