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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景荣 杨永媛 叶桐 陈诗婷 

责编:李婷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革新,当代年轻人面临着更严峻的竞争局面。大多数高校实行绩点考核制度,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考试成绩打分,按比例确定学分绩点,并将这样的学分绩点作为保研、奖学金评判等的标准之一。在社会竞争加剧和高校较单一的学业考评体系之下,大学生逐渐出现了所谓的“内卷”和“躺平”现象。

 

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一部分学习能力很强的学生,即当下大学生口中的“大佬”。面对“大佬”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内卷”还是“躺平”成为了普通学生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某985高校本科生为例,从微观角度研究当代大学生学业竞争机制,展示“大佬”形象塑造对普通学生心理状态及学业表现的影响。
 

大佬的存在感

同辈群体,是社会地位相当、年龄相仿的一群人。大佬,就是学生中学业表现较为优秀的同辈。在同辈群体对于学生的影响上,可能存在正负两种影响路径。

 

从正向来看,同辈的存在会让学生更加努力学习,遵守社会规范:首先,个体遵守同辈群体的内部规范时会得到同辈的赞美,反之会受到同辈的谴责和排挤。最终,个体会在行为和观念上与同辈群体趋同。其次,在学业竞争中,学生发现自己的朋友取得好成绩时,也会有比较积极的态度和赶超意识,如祝贺,学习身边的优秀同辈。

 

从负向来看,同辈的存在会让学生在学习上更加消极:首先,成绩不好的同辈的相互倾诉,会进一步削弱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优秀同辈可能会使学生产生怀疑和自我否定,降低学生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信心。学界对于同辈群体的研究,比较侧重于与学生关系较为亲密的朋友,对于关系较为疏远、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的影响分析较少。

 

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学生对于优秀同辈的感知程度,探究优秀同辈对于学生竞争状态的影响,关注到了同辈群体的异质性。

 

研究设计

学生会把学业表现明显比常人优异的学生称作“大佬”。“大佬”是一个相对概念,产生于与其他学生的对比,是学生进行主观感知和评价的产物。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大佬”的概念是:在前文提到的竞争背景下,用声望法测定的学业表现强人。

 

根据拟剧论,大佬形象是被塑造出来的,有意扮演也好,无意流露也罢,“大佬”在学生心目中广泛存在,并且作为参照群体,对学生们产生了影响。大佬越是引人注意,这种影响也就越大。因此,我们将学生们对学业表现强人的感知状况(简称为“大佬存在感”),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

 

“内卷”本意是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在本文语境下,“内卷”是学生群体中,个体受外界竞争环境影响而被动参与竞争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活动。与之相对应,“躺平”则是学生群体中,个体受外界竞争环境影响而主动放弃竞争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活动,在研究中,我们使用“竞争状态”这一具有概括性的概念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竞争状态,是个人在学业上力图胜过他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

 

关于竞争状态的测量,本研究采用压抑感、勤奋感的二维指标(如图1)。压抑感是个人因为学业压力过大而产生的情绪低落的心理状态,勤奋感是个人对学业的热情和行动力。“内卷”表现为高勤奋感与高压抑感,“躺平”表现为低勤奋感与低压抑感。

 

理想的学业竞争要兼顾学习效率与学生身心健康。理想的竞争状态是低压抑感且高勤奋感,而“内卷”、“躺平”和高压抑感且低勤奋感的自我否定则较为不理想。

图1 勤奋感与压抑感的二维图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大佬存在感”如何影响学生们的竞争状态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学生将“大佬”设置为参照群体后,对自己学业表现情况的认知和对“大佬”的学业表现情况的认知之间的关系是失调,即存在心理落差。心理落差越大,失调程度就越严重。如果失调的冲突解决得不好,会对竞争状态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大佬”的高存在感会拉大了学生的心理落差,不利于学生形成理想的竞争状态。

图2 心理落差对学生竞争状态的影响

 

制度性的存在感指学校的学务、教务等制度对学业表现强人的客观呈现,非制度性的存在感指学生凭借能动性对自己良好学业表现的主观呈现。“大佬”制度性、非制度性的存在感可能对学生竞争状态影响不同。 

 

另一方面,“大佬”的优异学业表现,可能有不同的获得途径。这体现为不可习得能力和可习得能力。“大佬”在这两种能力上的表现对学生们的竞争状态可能产生不同影响。

 

在某985高校内,通过对学生宿舍的随机系统抽样,我们一共获得了147份有效样本。另外,我们也选取了该校8名本科生进行深度访谈。其中社科类4名,人文类2名,理学1名,工学1名。

 

实证分析

 

因变量为学生竞争状态,通过学生勤奋感Y1与压抑感Y2的自评得分加总Y进行测量,得分Y越高,学生的勤奋感越强,压抑感越弱,学业竞争状态越积极。核心自变量为大佬存在感、制度性因素、可习得能力(在变量设置中称为天赋性因素)和对大佬的态度,中介变量为学生的心理落差,控制变量为学生的年龄和性别。两个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学生竞争状态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 p<0.01, ** p<0.05, * p<0.1(下同)。

 

在模型1中,大佬存在感对学生的竞争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大佬的态度对学生竞争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

 

比较模型1与模型2发现,大佬存在感对于学生竞争状态的影响在模型1显著,但在模型2不显著,说明心理落差在大佬存在感和学生竞争状态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大佬存在感越强,学生的心理落差越强,而学生心理落差越强,学生的竞争状态越消极(如图3所示)。但天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都不影响学生的竞争状态。

图3 心理落差对于大佬存在感和学生竞争状态相关性的中介效应

 

结果与讨论

 

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尝试通过访谈优化理论的解释路径。我们发现,学生的心理状态并不一定是失调的,学生会先判断“大佬”和自己是不是“一类人”。

 

当 “我”和“大佬”是“一类人”时,如果学生与“大佬”的心理落差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学生就倾向于将“大佬”角色印象视为自身可学习的,这时两种认知是协调的,更多表现为积极影响;如果学生与“大佬”的心理落差超出了这一范围,学生就倾向于将“大佬”角色视为自己难以学习的,就会发生认知失调,导向不理想的竞争状态。

 

当 “我”和“大佬”不是“一类人”时,学生会启动自我展示程度的判断。如果学生认为“大佬”的自我展示程度在自己接受范围内,自己和大佬之间学业表现的差异往往不会被重视,两种认知就是无关的。但如果学生认为“大佬”自我展示过度,也会产生不适、厌烦、谴责等心态。

 

虽然大佬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在特定的环境下,负面效应更多地被激发出来。不止一个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提到与“保研竞争”、“就业难”、“卷”等相关的竞争背景环境。本科生对大佬的敏感反应,是当下中国社会性、群体性焦虑的一个缩影。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根据量化结果,“大佬存在感”与竞争状态是负相关的,但是在访谈中,大家还是更倾向于提及“大佬”对自己的正面的影响。对此矛盾,我们提出了以下猜想。

 

首先,在他人面前谈及“大佬”对自己的负面影响,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尴尬性使得访谈对象在访谈过程中也进行了一定的角色扮演,因此访谈往往得到关于正面影响的表述。

 

其次,受大佬影响的学生们主观上有对抗大佬负面影响的意图。强调大佬的正面影响,既是对这种对抗逻辑的贯彻,也是在给自己鼓劲、打气。这不光是说给访谈他们的人听,也是说给他们自己听,以期自我预言的实现。这从反面印证了大佬的负面影响确实不可忽视。

 

最后,许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大佬存在感对他们竞争状态的影响。竞争状态的因素纷繁复杂,学生们受“大佬”影响而不自知。

 

本期作者

张景荣 陈诗婷 叶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20级本科生

杨永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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