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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家是怎么研究长大成人的?

作者:赵玉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王殿玺 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责编:王东晖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讲师

图编:陈诗灵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本科生

 

1. 人口学家是怎么研究长大成人的?

 

提到“长大成人”这个话题,古今中外有无数诗歌、小说、戏曲、电影来描述这个过程。孔子用“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来形容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状态,鲍勃迪伦唱“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人?”,更不用提现在已经烂大街的一众青春疼痛文学……长大成人的过程之所以在文艺作品中如此受到青睐,是因为从青少年到成年,一个人要经历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蜕变,其承担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不断的变化。在上学的时候,一个人也许做好“学生”这一角色就好了,随着年龄渐长,其社会角色就成为了某人的妻子/丈夫,某个公司的员工,某个小孩的父母……

 

文艺作品中常常注重描写长大成人过程中的心理变化,那么人口学中是如何定义以及研究长大成人的过程呢?长大成人是一个过程,所以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指标来定义。西方学者们一般认为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可以描述为离开父母独自居住、从学校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和为人父母的过程(Modell、Furstenberg 和 Hershberg, 1976; Elder 和 Shanahan, 2017)。而离家、毕业、就业、婚姻、生育这五件人生大事被认为是成年之路的五大主要标志。早期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在什么年龄阶段完成什么样的人生大事是有强烈的规律可循的,这是因为人们的行为通常是被与年龄相关的社会规范所控制。比如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先完成学业,然后再结婚。而在传统社会中,非婚生子会受到道德谴责,也是因为潜意识里有先结婚,再生子的规范。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青年向成年过渡期间的生命事件发生延迟,分布也更加离散,成年期的关键事件不再同步,而且顺序也被打乱(Salmela-Aro 等,2011;Robette, 2010)。青年人往往更晚离开父母或者选择居住在父母附近(Lesthaeghe,1995;Shanahan,2000)。并且同居、离婚、独身、晚婚等现象更加普遍。向成年过渡的这种变化往往用个体化理论来解释(这让我想到了阎云翔提出的“无公德的个人”),社会转型、社会规范宽松、个人自主权增强、家庭分工变化以及世俗化导致个人独立性的提高(Beck,1992;Beck 和 Beck- Gernsheim,2002;Billari 和 Liefbroer,2010),进而使个体可以更为自主地安排个人的生活,如延迟结婚、生育等生命事件的发生时机。此外,西方国家教育系统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子女离开父母家的过程,引起了向成年过渡的延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福利制度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变化,迫使青年选择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完成向成年期的过渡,如灵活就业、不稳定就业(precarious employment)形式的增加(Standing,2011)等,这提升了个体向成年过渡的多样性。

 

2. 中国青年的长大成人之路是怎样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年之路的主要标志(如婚姻、生育、教育、就业等)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继续延迟,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年轻人离家较晚,职业分布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似乎表明,中国青年向成年过渡可能出现与西方国家青年相似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家政策在年轻人向成年过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策的多重动态变化,如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教育政策等,可能塑造了中国年轻人向成年的过渡(Hannum 和 Liu,2005)。这就导致出生于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其长大成人的轨迹有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在人口学中,我们通常将特定时期出生的一组人群称为“出生队列” (简称“队列”)。下表1列出了不同队列所经历的国家政策的变化。

 

表1:不同队列所经历的国家政策变化

3. 研究长大成人过程有什么新的统计方法?
 

前面提到过,长大成人是一个过程,所以很难用单一指标表示。那么学者们想出什么样的统计方法来描述这一过程呢?放眼大千世界,这种带有序次的数据其实非常普遍。例如在计算机领域,学者们常常需要比对两个有序文件,看是否有任何缺失。在生物学中,学者们也常常需要确定DNA上的核苷酸排列顺序。在社会学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上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序列分析的思路来研究社会学中不同事件的序列。其后这一思想被引入到了对于人的生命历程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文献采用整体视角(holistic perspective)研究向成年过渡的轨迹。整体视角将生命历程视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单元,而不是独立的片段(Billari,2001),它将生命不同领域中的状态聚合成整体生命历程轨迹。这一视角超越了关注单一事件的局限,使得人们可以理解生命过程中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方法意味着,不仅应关注事件的发生时间,还应关注事件发生的顺序、事件之间的持续时间以及事件的潜在重复性(Liefbroer 和 Toulemon,2010)。序列分析使我们能够使用整体视角比较个体生命历程状态的序列,并使用层次聚类分析将最相似的生命历程轨迹组合成类群(Abbott,1995;Aisenbrey 和 Fasang,2010)。

Andrew Abbott

 

4. 我们的研究

 

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以下简称CHARLS)2014年数据,采用多通道序列分析方法研究中国青年向成年过渡的不同轨迹。

 

研究的分析策略如下:首先,本研究以教育、婚姻、生育和就业4个领域的生活事件为基础,以多维序列将16至30岁个体向成年过渡操作化。其次,我们根据个体所经历的标志着其进入成年生活的事件或角色的年龄,构建了向成年过渡期间的一系列状态,每个年龄都有一个观察值。第三,我们使用最优匹配方法计算配对序列之间的距离,然后基于距离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形成成年过渡生命历程轨迹的类型。

 

图1说明了不同队列中教育和就业状况的年龄分布。从早出生队列到晚出生队列,非农工作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农业工作的比重则逐渐减少。此外,教育比重略有上升。

 

图1:教育-就业轨迹中生命历程状态的年龄分布

图2显示了结婚和生育状态的队列年龄分布。从早出生队列到晚出生队列,单身没有孩子和已婚有两个孩子的比例正在增加,而已婚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正在明显下降。此外,早出生队列的结婚时机比晚出生队列要早。然而,晚出生队列中的生育孩子数要低于早出生队列,这表明初育事件发生延迟,并且年轻队列的生育孩子数变少。总体而言,结婚和婚内生育在现代中国仍然占主导地位。

 

图2:家庭生命历程轨迹中生命历程状态的年龄分布

多通道序列分析分别确定了教育和就业、家庭生命历程领域的四种成年轨迹模式(图3和图4)。我们根据状态的平均持续时间和分布命名不同的类别。教育和就业轨迹的四个类别包括:(1)低教育和农业就业,特点是成员受教育程度较低,进入农业工作较早(主要在16岁);这一类别在样本中占比最大(49.37%),代表着向成年过渡的传统模式。(2)长期学习与农业就业,在不同年龄阶段,农业就业在样本中占主导地位,类别成员从事农业工作,但受教育机会较多,这一类别占样本的18.83%。(3)长期学习和稳定就业,成员受教育程度较高,进入劳动力市场较晚,大部分成员受过较高的教育,在城市从事稳定非农就业;这一类别占样本的26.76%,代表了向成年过渡的生活事件延迟,表现为在学校的时间更长,离开父母家庭的延迟,是现代中国青年向成年过渡的新模式。(4)未就业。这一类别以失业状态为主,占样本的5.03%,并且该类别中的大多数成员在向成年过渡期间可能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

 

图3:不同教育-就业轨迹类别的状态分布

四组家庭生命历程轨迹类别:(1)已婚大家庭,该类别中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已婚个体占比最大,其特点是早婚、早育、多孩、大家庭;此类别是最传统的聚类,占样本的28.20%。(2)已婚两孩,这一类别也以早婚早育为特征,但家庭规模开始缩小,该类别占样本的20.56%(3)已婚少子,其特点是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样本的18.57%。(4)长期保持单身,以30岁以上无子女的单身人群为主,这一类别的特点是晚婚晚育,延迟向成年过渡,占样本的32.67%。前三个轨迹类别以结婚生子结束成年期,都涉及早婚,只是孩子的数量不同。但第四个轨迹类别在30岁时具有不同的样态,这代表向成年过渡的新模式,表现为成家的延迟。

 

图4:不同家庭生命历程轨迹类别的状态分布

5. 结论与讨论

 

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者确定了通往成年的新模式(Furstenberg 2010;Rindfuss 等. 2010),但只有少数研究从整体角度审视中国青年向成年过渡的变化。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调查数据,从教育、婚姻、生育、就业等方面构建受访者的成年轨迹,以分析中国青年成年途径的模式和趋势。首先,我们使用序列分析识别了成年轨迹的四个类别。在教育和就业轨迹上,近一半的人属于传统的低教育和农业就业类别,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属于长期学习和稳定就业类别。在家庭生活历程中,半数以上的个体属于传统有序的已婚大家庭和已婚二孩的类型,大约三分之一的个体属于长期保持单身的类别。长期学习和稳定就业、长期保持单身类别代表了向成年期过渡的最新变化,其特点是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成年期结婚事件发生时机的延迟。这一结果还表明,在西方国家观察到的通往成年的新途径(Billari 和 Liefbroer,2010;Ferrari 和 Pailhé,2017)在中国也得到了证实。其次,中国青年的向成年过渡存在性别和城乡差异。男性和城市居民更有可能具有教育程度高、工作稳定、过渡较晚的特点,而女性和农村居民往往具有教育程度低、从事农业工作、过渡较早的特点。

 

向成年过渡的变化与国家相关政策密切相关。中国青年的向成年过渡可能会到受“上山下乡”政策、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婚姻法、户口登记、家庭政策等政策的影响。分不同队列来看,1960-1969和1970-1979出生队列由于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更有可能被划分为已婚少子类别。1940-1949出生队列更有可能被归类为已婚大家庭,主要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实行,其成年轨迹具有早婚和多育的特征。初婚年龄在1970年代首次上升,在1980年代初又下降(Davis 和 Friedman,2014),但可能受1980年《婚姻法》的影响,又恢复上升趋势,推迟了1970-1979出生队列的初婚年龄。此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也塑造了青年向成年过渡的轨迹。例如,与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1950-1959年一代相比,年轻的一代的部分成员更早地过渡到结婚和为人父母(Yeung 和 Hu,2013)。职业轨迹也受到教育和就业政策的影响。例如,1930-1939和1940-1949出生队列的相当一部分人被归类为长期学习和农业就业类别,他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与1950年代的扫盲运动有关。又如,与其他队列相比,1940-1949和1950-1959出生队列更可能落入低教育和农业就业类别,这可能与1960年代中国“上山下乡”政策的实行有关。1960-1969和1970-1979出生队列主要归为长期学习和稳定就业类别,这可能是由于1978年恢复高考和1980年代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这些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而他们稳定的就业状况还与当时的子女接班制度和工作分配制度有关。

 

不同的队列,不同的命运。今天正在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也正在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成长过程。以谷爱凌、苏翊鸣为代表的这一代青少年未来会呈现怎样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成长轨迹,值得我们去期待,关注与追踪。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文献:

Wang, Dianxi, and Yufeng Zhao. "A potential new pattern of pathway to adulthood is emerging in China." Demographic Research 44 (2021): 1023-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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