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老人家说过，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谓婚姻、女性权力均是建筑与其上。具体到个人，则与个人素质、社会文化、国家权力交织，很难简单概括，这里通过梦华录里两个妹子做个脉络。

女性分两头，一头是高素质家底殷实的，比如神仙姐姐，教坊司十六岁就混出来了，很好很强大，她走的士族线路，从选择的对象来看也是这个路数。

唐宋变革，贵族下课，做题家上线，男女之间门当户对的交换物也开始变化。婚姻的本钱从贵族身世，转换到了白花花的银两，所以宋以前，男娶女花钱，宋以来，男娶女挣钱。为什么，到了宋朝，士族男性开始需要女性经济支持了？

因为科举竞争加剧，中下层士人一面维持家庭，一面从事举业，要单凭一己的经济力量是很困难的事。何况准官僚虽然倍增，但职位却无相对增加，结果大幅度延长了授官的时间，要进一步脱离选人的身份得到较高的官职就更难。在此情形下，不少士人必须借妻子丰厚的嫁奁支持举业和生计；好运的话，富家千金也是贤妻良母，综理大小家务，让夫婿和儿子可以专心发展各方面的事业。

神仙姐姐就是打的这个思路，用现在的话说，风险投资，一手抓资金，一手抓管理，成功将投资对象做上市，结果被大国企截胡是另一说。

女的另一头，柳三娘，屠夫出身，后来专心搞包子铺，走的民妇路线，为何一介女流能抛头露面，让老公软饭硬吃，感谢宋朝。
 

宋代经济发达，大批民妇投入生产，提高了个人的经济能力，农产商品化不但造成宋代商业的高度繁荣，而且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夫耕妇蚕”的比重，比如妇蚕数月的成品市值接近甚至超过夫耕整年所得。另外轻工业发达，手工作坊以至专业市镇纷纷出现，必须雇用大批女性，不但增加了她们的收入，也把她们从家庭的小社会吸引进一个开放的大社会里。当然中国太大，没法一概而论，比如大西南的夔州、黔州大部分时间连女性人身自由都没解决。

而在朝廷方面，你会发现宋代并无类似《女诫》或《女论语》的妇女著作传世，嘿嘿，赵家人还是比较宽容的，七出之条和对男方较宽容的义绝定义至迟在唐代已经底定，宋朝也只是继承而已，当然你要幻想男女平权出现在一千多年前那又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宋在唐律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例如唐代，姑故杀媳，只流二千里，但宋太宗以敕代律，诏令姑杀媳以凡人论罪。唐律规定，夫失踪六年后妻才可改嫁，宋真宗时改为只要是夫挟妻财失踪，妻无以自给，便可改嫁。所以里面监禁引章妹子的渣男只要卷铺盖跑路，妹子也就自由了（一直很好奇导演这里的监禁play的恶趣味）。

而前面提过神仙姐姐和孙三娘都是带资嫁人，自然在家中的话语权会增大，那么结婚后自己财产怎么办，会不会被渣男侵吞呢。
 

首先，虽然宋朝礼法上规定妻产并同夫为主，在名义上属于丈夫，但事实上妻子仍有相当的拥有权和支配权。常见的情形有三：一、嫁妆中诸如首饰、衣褥、珍玩和器皿等在习俗上承认为妇女的私物。二、难以避免的私房钱，如丈夫的赠与和较易收藏的金银之类。三、在夫妻协定、丈夫病弱、妻善治家或妻出自富贵之家的情况下，妻自行处理嫁妆，营置嫁田，甚至为夫族营生。

这几条细读一下都知道有相当大的操作空间。举个例子，真宗时便有一件轰动一时的寡妇再嫁以致夫家破产终而上达天听的大事。太祖和太宗的宰相薛居正位极人臣，但富不过三代，孙儿安上不得不典押大宅，但事实上有不少家产被安上无子早寡的继母柴氏秘密收藏。柴氏与安上无法相容，于是尽敛薛家资财，包括书籍纶告，宣布再嫁。丧妻不久的宰相向敏中向她求婚，但柴氏看中了另一位宰相张齐贤。两宰相争一妇，也算盛况了。

那么神仙姐姐只要财产在手，朝堂上别说皇城副使，就是宰相也是世间溜溜的男子任我溜溜的爱。而柳三娘同样是这个道理，但吊诡的是，妇女经济收入的提高，反而鼓励了“守节”的风气，因为妇女经济上的自立，反而使“改嫁”经济上迫切性降到了最低，这也告诉我们形式比人强。

当然两位如果苦熬几年，媳妇熬成婆，那操作空间更大。

第一，分家产时，你有儿子则由子继承夫分，无子则由本人代承，行使监管权，以待继承人出现、或招后夫帮管资财、或直到死后依户绝法处理。

第二，就算你儿子继承了家产，你至死仍有监管权。若子女已成年，这监管权自然相对减少，但在“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的原则下，子女要买卖产业仍须寡母首先签押表示赞同。

第三，还有个关键，在同宗原则下，节妇可自由立嗣，决定夫产的继承人。这三条意味着你即使没有名分上的财产拥有权，却拥有强势的财产管理权。

这倒体现了中国历史女权少，但母权高的一个现象，基本是太后垂帘的民间微缩版。

当然简单说了这些，也不是说宋朝女性权力就有多高了，不能忘了是在封建时代讨论这些，只能说宋相比后面女性几乎完全依附于男性的明清，在女性地位上，至少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