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拉姆”》再次把家暴问题引向舆论的漩涡。故事的主人公是曾在一线城市就职的前媒体人，“她为了爱情，远嫁青海，养蜂养花，生儿育女。但现实并非桃花源，而是令人触目惊心的长期家暴凌辱”。对此，社交网络的评论区并非一片同情，有人质疑马金瑜的发文初衷，也有人将关注点放在夫妻两人的民族差异，放大着有关“藏族和藏区”的刻板印象。另一个“拉姆”不得不再发声，称“个人的悲剧，不代表地域”。

然而，家暴真的只是个人的悲剧吗？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我们关注的不是个体，而是人们身处的社会结构与情境，对家暴问题亦是如此。我们虽不认同为地域贴标签的行为，但家暴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夫妻二人的个体或心理原因，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情境因素都可能是藏在暴力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在进行阐释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青藏地区家暴比例真的更高吗？

第三期中国社会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暴力发生比例的确存在地区差异，但不仅仅是青藏地区需要拉警钟。

图1：分地区女性遭受各类家暴比例

数据来源：作者利用第三期中国社会妇女地位调查

数据进行计算

图2：分地区女性遭受身体家暴比例

数据来源：作者利用第三期中国社会妇女地位调查

数据进行计算

根据我国《反家暴法》的定义，家庭暴力不仅包括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等身体暴力，还包括经常性谩骂、恐吓等精神暴力。考虑各种类型的家庭暴力（图1），全国女性受暴比例高达25%，（可见家暴并不仅仅是刷爆朋友圈的故事，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其中，甘肃、江西、湖南、陕西和西藏的女性受暴比例占到前五位，比例均达40%以上。而故事的发生地青海则排在中游，为26.6%。如果我们仅考虑对女性伤害更为严重的身体暴力（图2），省际相对排名基本一致，仅有个别发生较大变动，其中就包括上升到了第六的青海（11%）。

如果将这些省份的女性按地区和城乡分类，我们发现西部的女性受暴比例显著高于中东部地区，农村的受暴比例普遍高于城市。但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家暴发生比更高？哪些结构性因素可能影响家暴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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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性别比（国家或地区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量）是人口学中的重要指标之一。与物以稀为贵的直觉不同，女性受暴比例排名中靠前的湖南和江西，也是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地区。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我国，性别比越高的地区女性遭受家暴的可能性越大、遭受家暴也越频繁。印度也有类似研究，发现在性别比越高的社区，丈夫越倾向于对妻子实施人身控制与经济控制。可能的解释是，在女性稀缺的环境中，男性在择偶过程中将遇到更多外部竞争，因此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对自己的配偶实施控制。另外性别比升高使得男性推迟婚龄，扩大夫妻间的年龄差，使夫妻双方异质性更强，婚姻满意度更低。另外，年龄越大的男性在婚内权力结构分配中可能更占优势，更可能对女性施加暴力。但研究也指出，性别比对家庭暴力的解释只是间接的，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地区暴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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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女性受暴比例高的省份大多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地区经济发展也与家庭暴力相关吗？美国与欧洲的研究发现，在贫困的社区，各种暴力的发生比都相对较高，研究者提供的解释是，贫困、凋敝、失业率高的环境可能让个体的压力水平上升，从而增加暴力的发生率。另外，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省份，女性的性别分工往往更为传统，不平等的两性分工让男权思想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更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彰显自身的男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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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理论和威慑理论认为，法律作为正式规范往往对个体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另外Salazar等的研究也发现，法律制度也可以潜移默化影响文化、风俗等非正式规范，减少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与对暴力的容忍。但即使是全国性法律，不同地区对于法律的执行、宣传力度以及民众对于法律的知晓、接受程度，都可能会影响法律对于家暴行为的规制作用。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不同社区对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显著影响女性受暴情况，宣传次数越多，社区中女性受暴比例越低。可见相比于法律的颁布，法律的实际落地情况可能对施暴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

我国在2015年颁布了《反家暴法》，为受暴者提供更多了自救的法律途径。其中，人身保护令制度是《反家暴法》中的重要举措。尽管还没有研究量化《反家暴法》对家暴发生率的实际影响，但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报告发现，截止2018年，三年间仅有560份人身保护令申请，申请最多的地区是江苏省，而该省的家暴发生比却处于全国较低水平，而西藏、青海地区的人身保护令申请仅为3份和4份。在信息闭塞的边远地区，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的缺乏也可能是该地区家暴更为普遍的原因。

图3: 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间

560份保护令申请的省份分布

数据来源：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三周年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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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两性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在性别文化越传统的地区，家庭暴力也越可能发生。我们分析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发现，在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家产的社区，女性受暴比例显著更高、家暴发生也更加频繁，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是衡量性别平等的重要指标，这一发现实质上体现了传统的性别文化环境中，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地位更可能被接受，家庭暴力也更可能被视为是正常的“家务事”。

拉姆和另一个拉姆的故事都发生在藏区，但在藏区女性真的更受歧视吗？事实上，从人口学的视角来看，西藏和青海是我国出生性别比最正常的地区，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反而不如其他民族更普遍。尽管在藏族文化与宗教中，针对女性有更多的禁忌与制约，但一些人类学研究发现，受藏区自然生态结构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缺乏，女性往往在生产生活中起到重要的角色，也赋予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重要的地位。不可否认的是，与偏远、信息闭塞的落后地区一样，传统的性别文化与性别角色在藏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因此形成针对地域或民族的刻板印象，实则是对事实简单化的认识。

总之，家庭暴力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个体性格、心理与夫妻关系，个体的行为、人与人的互动往往受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文化的影响，当我们质问这个高知女性为何要忍受长期家暴的时候，我们更要反思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留给女性的选择空间究竟有多少？此外，各类刻板印象本身都是一个过于混沌的概述，我们应抽丝剥茧，探索刻板印象所掩盖的本质因素究竟是什么。

[1]宋月萍,张婧文.越少就会越好吗?——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对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17(03):5-15.

[2]王天玉.藏族女性的角色与地位:文献回顾与研究展望[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01):133-139.

[3]佟新.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0(01):102-111.

[4] 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三周年监测报告[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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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和文内未标注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张婧文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统计学博士

责编：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