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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 教授

昨晚风起洛阳终于尘埃落定,大boss不算意外,但武思月为兄长挡箭而亡,月下烛火cp be,着实成为2021年最后一个意难平。其实武思月的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只有她死在最宠爱她的boss兄长和男主面前,才能让张力拉满,戏剧冲突达到高潮,显现出在野心和欲望面前,情爱与责任之间的撕裂。想起来小时候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自述,在准备写安娜卡列尼娜自杀的那一天时,他无比痛苦地把自己关在小屋痛哭。小的时候不是很理解,作者为什么不能自己把握角色的生死?过了很多年才知道,一个好的角色塑造,他/她的命运轨迹早在故事一开始就已经被决定了。

本来冲着马亲王的古城悬疑系列剧去看,没想到成功被武思月的角色设定圈粉。身为武则天时代的武姓旁支,武思月作为女性成为保护皇家的内卫武将,两位男主一起在神都组队破案。这个角色一方面飒爽坚韧,英勇果敢,以保护神都为己任,妥妥现代事业型女性,剧粉甚至出现“让阿月专心搞事业”的强烈呼声。另一方面,她明亮皎洁,对感情炙热不扭捏,对亲情率直又坚持信仰,既深情又洒脱,在当代也堪称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形象,也难怪有这么多女性对武思月之死意难平了。

八卦就写到这里,需要讨论的严肃问题是武思月的角色仅仅是古装剧模式性的女侠形象设定?就像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女侠形象一样?然而对于历史非常有考据的马亲王和古城系列制作组不可能随便设立一个女性内卫的形象的。应该说只有武周时期才可能出现女内卫,而在唐朝之后的古代中国也无可能再出现一个“武思月”了。今天就借此机会跟大家聊聊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变迁。

在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起落并不是完全按照线性规律变化的。提到较高的女性地位,大家往往会想到原始的母系社会。根据摩尔根母系/母权社会理论,由于采猎社会女性在生活资料的提供上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并且与人类自身再生产绑定更紧密(所谓的“知母不知父”),使得女性在前农业社会具有较高的地位。虽然对母系氏族社会是否就是母权社会仍然存在争议,但在原始社会时期女性至少不是从属于男性的,拥有很强的独立个体的特质。

随着从采猎到农业社会的巨大技术变革,男性成为生活资料主要的提供者,剩余价值的产生也催生了私有制和家庭。男性和女性间出现了更加明确的社会分工:男性劳动主要围绕生活资料的生产进行,这种劳动需要人与人的联合,具有社会性质;女性劳动主要围绕人的生产进行,属于家庭劳动。在男性中形成了公共关系,并建立起服务于自己的社会交往规则,而女性则逐渐从属于家庭成为男性的依附。因此,女性地位的下降根本是由生产方式变革所驱动,与农业生产方式绑定越深厚,女性地位也就倾向于越低。

依据这个逻辑,事实上在先秦时期,女性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越远离中原强势农耕文明的地方,女性地位就越高。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讨论古代女性的称谓和名字的变迁(焦杰,2006)。文中提到,先秦时期女性的称谓虽然一般是由母家国名、夫家国名、母家氏等体现其籍贯,家庭和血缘背景等标识其从属关系的信息构成,但她们的名字并没有体现出传统社会性别文化所要求的女性的气质。比如说先秦的女娲、钟离春、西施、郑旦、东施、妹喜、妲己等虽然有性别分化,但并没有赋予其很强的气质因素。单从名字来看,是无法分辨东施和西施谁更有女性气质。作者推论其原因是其一,当时社会性别文化还未兴起。其二,男女的差别主要是社会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内。虽然丈夫地位高于妻子,但并不强调妻子一定要服从丈夫。其三,声伎业还未大规模兴起, 女性还未被视为供人享乐的性的所有物。由此可见,在先秦时代,女性的地位并不算低。特别的,女性地位在相对比较边缘的楚国更高,像芈月(芈八子)这样在先秦中具有最重要政治地位的女性设定出自楚国就并不令人意外了(虽可能为杜撰)。

为什么要单说楚国呢?因为楚国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两汉的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有一种说法秦始皇没有传位长子扶苏也是忌惮他背后的楚国外戚势力)。首先总体而言,两汉女性地位较先秦时期有所下降的,这也可以从妇女名字的变迁中体现。虽然两汉仍然有不少女性名字比较中性化,例如王昭君、卓文君、班昭、蔡琰等,但越来越多妇女名字具有更多的女性气质色彩,如用姬、姜、贞、娥、娆、罗、敷、丽、华、珠、玉等来形容女性。这与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影响分不开。然而另一方面,女性仍然在两汉拥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这就体现在汉朝政治中外戚干政这一最大的特色。虽然各个朝代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外戚干政的问题,但汉朝特别严重。史书上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刘邦建立的政权,其班底都来自具有很强楚国文化色彩的地域,母系社会特征影响更深远。汉王朝大部分时候都忙碌在制衡后宫和外戚势力上,也为作为外戚的王莽篡汉埋下伏笔。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女性仍然具有相当的地位,但相比先秦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与农耕特征深度绑定的儒家文化兴盛所致。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气质名字的大量涌现显示社会性别文化的力量进一步强大,女性地位也进一步下降。特别是出现了以妇女道德标准“德言容工”命名的名字,显示出儒家社会性别文化规范对女性逐渐增强的约束力量。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声伎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女性的物化程度加剧,这些因素都显著削弱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按理说沿着历史的演进,女性的地位会持续下降。然而唐朝这个“异数”出现了。日本隋唐研究专家气贺泽保规认为,唐朝女性的开放很大程度来源于外部胡人文化的入侵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隋朝和唐朝都有胡人血统,杨坚老婆和李渊母亲都是鲜卑族独孤家的姐妹。这些游牧民族为唐朝输入了异于农耕文明的开放基因。此外,唐朝万国来朝的气度,进一步吸引了各种异域文化在大唐的碰撞。《长安十二时辰》与《风起洛阳》都很好还原了唐朝所流行的胡人文化,包括穿胡服,吃胡饼,甚至有达官贵人在家里搭帐篷宴客。在这种文化下,女性也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解放。

这首先可以从服饰上得以体现,如果说在别的朝代女性穿男服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那么唐朝女性穿男装就是一种潮流和风尚。不仅是普通男装还有胡服也受到女性青睐。由此看来武思月剧中穿男性服饰探案在唐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样就免去了大多数古装剧中明明一眼就能看出是女扮男装,但男主死活认不出的尴尬。

其次,女性也会参与到男性的活动中。比如唐代的骑马击毬(球),在女性中也非常盛行。女性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而不必拘于家庭生活。

第三,在婚姻生活方面,大家所熟知的是封建女性通常被”七出“条例所约束,男性可以通过以上条例休妻。然而在唐朝,女性也可以以”义绝“的理由来主动提出离婚。什么性格不合、以及丈夫长期不在等都可以成为女性“和离”的理由,并且受到官方的承认。除此之外,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也空前提升。唐朝的“悍妇”、“妒妇”的故事层出不穷,包括房玄龄在内的名人都有“怕老婆”的名声。从唐代传奇小说中也可以看出,有才能的女性对于家庭乃至家族的作用,早已超出了仅承担家庭劳动与生育职能的附庸范畴,直接影响了家族后世的繁荣昌盛(房静雅,2020)。

在这样的性别氛围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唐朝才会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武则天的登基也是古代女性政治地位登顶的体现。除了武则天本人,还有以上官婉儿为代表的女性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虽然各个朝代都有女官的职位设置,但这些女性只能负责宫内事务,更多充当内部管家的职务。但只有到了武周时期,女性集体走到前台真正成为宫外官。例如,唐朝的谢瑶环官拜‘尚书院司籍’。武则天曾钦命谢瑶环为右台御史,赐尚方剑,巡按江南。上官婉儿成了实质上的巾帼宰相。史书中有记,武则天是有意培养了大批女性积极参与政治。因此,只有在武周时代,武思月入内卫担任官职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剧中太子老婆原型,后来的韦后有自己的女性武官将军)。

然而自安史之乱之后,中原文化又逐渐走向封闭,经过宋代理学的洗礼越发保守,女性地位落入低谷。宋代话本小说中,即便夫妻间的恩爱调笑在当时的伦理观念看来也是不足取的。及至明代,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逐渐缺失,地位亦明显边缘化(房静雅,2020)。 

自此,在唐朝之后的古代中国再无“武思月”。女性地位的再次复苏需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西方文化的冲击了。

 

参考文献:

焦杰. (2006). 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9(6), 4.

房静雅. (2020). 从唐、宋、明通俗文学看婚恋伦理中女性地位的变迁. 文化学刊, 11: 244-246
 

王小健. (2006). 中国古代性别角色的分化及其社会化. (Doctoral dissertation,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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