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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家:那些像刘学州一样忧伤的孤儿群体

作者 | 郑叶昕        

图编 | 庄溪瑞

15岁的刘学州千里寻亲,却疑遭“二次遗弃”,不堪重负的他自杀离去让人心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20年底,失去父母或者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在中国有19.3万人。这一数据尚未包括暂未纳入统计的其他孤儿,以及父母双方或一方虽未死亡或失踪,但事实上不能提供经济支持和照料的“事实孤儿”。

本次盐巴,小编聚焦刘学州所代表的孤儿群体,去了解这群几乎没有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社会群体,他们还需要更多人的关心与帮助。

 

01

中国孤儿群体情况:他们本应被世界温柔相待

孤儿是社会的隐痛。中国的孤儿数曾在2012年达到触目惊心的57万人,而后逐年递减,但下降速度在近年来有所放缓(图一)。实务中对“孤儿”的定义更加复杂,一些能找到父母、但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生活陷入贫困状态的未成年人也被纳入救助的范畴内,而后慢慢发展出“事实孤儿”、“困境儿童”等概念。

在定格的数字背后,是不同家庭各自的不幸。第一次中国孤儿排查(尚晓援等,2008)的调研表明,考虑到部分遗弃在城市的孤儿实质来源于农村,实际上86.3%的孤儿来自农村,13.7%的孤儿来自城市。这些罹孤的孩子们如果没有在0-6岁被领养、不再定义为孤儿,那么就将在总数上稳定地增长,直到15岁之后逐渐独立,进入成年阶段。

在性别分布上,尽管受“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0-3岁的孤儿呈现出较低的性别比。但同样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当“爹死娘嫁人”、亲生母亲再婚进入新家庭时,父系扩展家庭的其他成员一般要求其至少留下儿子,因此男孩更可能在失去父亲之后又失去母亲的照顾从而成为孤儿。

图1  中国孤儿数的历年变化

【指标解释】孤儿数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人数。由地方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条件认定的,并已经领取了孤儿补助费的孤儿。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一次中国孤儿排查显示:城市地区儿童致孤的首要原因是“遗弃”(49.21%),并且主要集中在0-3岁组。其次为父母病故(37.30%),意外事故排名第三(12.70%)。在农村地区,首要原因则是儿童父母因疾病故(66.63%),其次为意外事故(17.97%)、遗弃(14.47%)。

因遗弃而罹孤的儿童之所以更多聚集在城市地区,与快速城镇化下人口的流动有一定关系(谢菊等,2015)。往往人口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经济发达的城市,弃婴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省市区。城市集中了更多的医疗资源,部分残疾儿童家庭为避免过高医疗费用,就直接将儿童遗弃在医院中。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体主义崛起,适婚青年群体的性观念发生转变,诞生了部分非婚子女。这些非婚子女在原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得不到合法的权益保障,而亲生父母也为这些孩子承担着相对沉重的生活和心理压力。他们将子女视为自己的个人财产,认为无法负担养育责任时就将孩子遗弃。

图2  城乡地区不同年龄的孤儿致孤原因分析

【资料来源】尚晓援等《中国孤儿状况研究》,p15

 

父母角色的缺失带来的是家庭功能不全下的成长困境。《中国孤儿基本状况及救助报告》(2013)和《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5)分别从孤儿自身需求和群体对比的角度阐述了孤儿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弱势情况。在救助实践中,依据抚养方式的不同,孤儿可以分为少数由国有儿童福利院等监护的“社会孤儿”和多数主要依靠传统家庭网络和熟人网络收养的散居孤儿(如图3、图4所示)。

图3  孤儿分类图示

【资料来源】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孤儿基本状况及救助保护研究报告》,p5

图4  2011-2019年集中供养孤儿与社会散居孤儿人数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部

 

在养父母离世后跟爷爷奶奶居住的刘学州就属于后者。相对于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散居孤儿虽然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但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困境中。由于父母过早离开,散居孤儿的亲属家庭往往经济困顿,经济保障问题突出;同时,2013年调查显示,62.3%的孤儿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随着监护人情况日趋老年化,精力和体力不仅不能使他们帮助孩子学习督教和心理疏导,反而自身都需要他人的照顾。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指出,单亲/孤儿家庭的儿童经济状况最为脆弱,且在多项发展指标上落后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身心健康、社交技巧、学习环境、与照料者的交流、邻里支持)。但相较于孤儿家庭,离婚家庭更可能会积攒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缓冲离婚对子女的长期负面影响,存在一定补偿效应(张春泥,2020)。而那些出生即没有父母支持的孤儿们,则需要赤裸地直面生活的种种困境。

 

02

刘学州事件的特别之处:出卖亲生子女的父母们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出卖亲生子女行为的性质有“拐卖儿童罪”、“遗弃罪”的争论,其核心是平衡两罪法定刑的悬殊(拐卖儿童罪的最低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最高法定刑为死刑;而遗弃罪的最低法定刑为管制,最高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以加重刑罚处罚力度,遏制“亲生亲卖”行为的蔓延。学者认为,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有以出卖为目的。如果行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将亲生子女换取金钱,则其行为属于拐卖儿童罪;如果主要目的在于放弃抚养义务,其行为属于遗弃罪(周维平,2011)。

刘学州事件的法律责任还在调查中,我们将持续关注。本篇暂以拐卖儿童犯罪为切入口关注近年来尤为让人揪心的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类案件。

随着我国对于妇女儿童利益保障的持续加强,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买卖儿童的犯罪率仍然很高,但是公然的拐骗、抢劫、偷盗儿童的犯罪逐渐走低,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亲生亲卖”类案件成为了出卖儿童犯罪的主要形式(邢红枚,2017,如图5)。在2016年“7·14”特大贩婴案中,高达72.4%的孩子是被亲生父母所出卖(中国新闻周刊,2017)。

图5  出卖亲生子女犯罪走势图

【数据来源】2013.1-2015.6期间《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拐卖儿童罪有效判决文书共447份,其中父母出卖亲生子女案件156起,占35.8%;陌生人出卖儿童案件207例,占47.5%。整理自邢红枚《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研究》。

综合裁判书内容对“亲生亲卖”犯罪人的特点进行归纳,可以发现:从性别比例上,排除掉部分共同作案的例子外,父亲(68.8%)较母亲(31.2%)更舍得出卖子女;在文化程度上,除未提供教育信息的案件外,53.8%的犯罪人为小学及以下学历,37.5%的犯罪人为初中学历,可见犯罪人以学历较低者居多。而被出卖儿童的性别则以男生为主(65.8%),79.3%的儿童在0-1岁时候被出卖。

而就犯罪动机而言,出卖者主要有如下动机:第一,将生育作为牟利工具,多生多卖,用以享乐或者还清债务;第二,家庭责任感弱,部分年轻父母未经思考生下子女,一旦生活出现困难就视孩子为累赘,以养育成本高为借口出卖孩子;第三,法律意识淡薄,大多出卖者自身文化水平低,认为孩子是自身附属品,自己对孩子有处置权,没有意识到子女作为独立个体享有的人身权利,从而将子女作为商品买卖,触犯社会的法律、道德底线。

往往“亲生亲卖”的犯罪事实难以发现,因为自己卖掉孩子的父母不会去报警,而且侵害人和被害人关系密切,容易用身份掩盖侵害行为。同时,儿童被解救后也难以圆满结案。以2009-2011年全国开展的打拐专项行动为例,仅有不到10%的儿童找到了父母。那多无人认领的孩子基本属于父母出卖的孩子。他们被司法机关解救后,因为情与法的碰撞与养父母分离,又无法回归原生家庭中。这群叩问着“何以为家”的孩子状况令人心疼。

 

03

年轻人、爱与未来

“15岁”、“一个努力发光的人”,这些词条刺痛着关心刘学州成长的人,也不禁让我们思考护佑一个年轻人健康成长对于社会向善的意义。

斯坦福教授哈里森在《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中提到了“幼态持续”的生物学概念,并强调了其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生理来看,“幼态持续”使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胎儿有更多共同特征,漫长的幼儿期和大幅减缓的发育速率使得人类拥有了尺寸惊人的脑部,帮助人类争取了宝贵、甚至奢侈的学习发展时间。年轻人对于外界的新奇与陌生是人类求新的本能,而呵护年轻人的发展潜力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然而培育年轻人的智慧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存在着支持结构的环境。当支持结构缺失的时候,即便是儿童也只能被迫开始成年生活。而如果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承载着变革的希望,发育出自身完整的人格,一个理想的环境是怎样的呢?书的作者列出了几种年轻人的必需品,比如闲散、遮蔽、 孤独和创造性想象力,自发性、惊奇和失败的自由。当亲生父母将孩子所抛弃,当网络键盘手评判抽象的概念,而拒绝去爱真实的、不完美的人时,我们很难认为社会给到了这个孩子可能有的、完备的成长机会。

人类的悲剧在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却无能为力。但当下,更重要的话语思考可能是如何聚力。刘学州作为已经“走向台前”的代表,为何还是得以遗憾的结局。研究表明,遭亲生父母抛弃的孤儿更可能遭受到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面临着来自自我认同的诸多挑战(尚晓援,2015)。而难以护其周全的背后,是更多能够行动起来的、可以被填补的安全网漏洞。

就家庭而言,如何进一步落实儿童优先原则,关注规范家庭教养行为,提供更多对家庭履职的支持保障是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国务院,2021)。虽然社会转型时期,家庭肩负着情感支持和物质保障的重担,脆弱性与坚韧性并存。但从孙海洋寻子到刘学州寻亲,公众目睹了不同的家庭观念下子女成长的不同路径。

而在社会支持上,除了继续重视和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儿童福利制度的建设,也许渺小如你我的网友也能积攒爱的微光。在刘学州的微博留言中,无数网友在他追问自我意义的时候给予了支持与温暖,这些也许都在积极践行“社会是协同育人的参与者”。

All grown-ups were once children. Although few of them remember it. 这些同所有人一样、富有希望的年轻人,他们值得一个更加完备和温柔的环境,去治愈来自原生家庭情感上的创伤,去挑战除了生存之外的事情,去发展自己。只有唤醒了青年人对社会的爱,我们才能从中找到珍贵的、激发社会向善的力量,去将这些孩子们心底的砂砾一层一层柔化,形成珍珠。让我们关爱儿童,呵护祖国的未来,让更多的刘学州们在爱里“回家”。

 

参考文献

[1]谢菊,杨伟伟,王正攀.弃婴救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29(01):116-121.

[2]张春泥.中国家庭婚姻破裂对中国子女成就的长期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03):128-139.

[3]尚晓援.中国孤儿状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17.

[4]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中国孤儿基本状况及救助保护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3-51.

[5] 邢红枚.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4):17-24.

[6] 周维平.出卖亲生子女的定性与处罚[J].人民司法,2011,(06):8-13.

[7] 尚晓援.困境儿童成长研究:社会排斥对孤儿自我认同形成的负面影响[J].中国民政,2015,(19):14-18.

[8] F小姐.成为真正的年轻人[EB/OL](2019-05-30)[2022-01-25].https://y.music.163.com/m/program?id=2061401488&userid=100035098&djId=45268668.

[9]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EB/OL](2021-09-08)[2022-01-2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9/27/content_5639412.htm

[10] Chen, L.J., Yang, D.L., & Ren, Q. (2015). Report on the State of Children in China. Chicago: Chapin Hal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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