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平均气温历年变化（1961-2024年）

     本期严八和您一起关注天气，探讨气候与我们生活与社会的关联。

    近年来，干旱、洪水、飓风、热浪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率与强度显著上升，使得“百年一遇”的天气似乎成了常态。这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大气环流、水汽输送等气候系统深层变化的体现。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所发布的《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2024年是有气象记录175年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首次超过1.5℃的临界变暖阈值——标志着更加极端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影响。尽管单一年份的突破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目标的失败，但却是一记清晰警钟。

    我国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显著区，这些变化具体体现为极端强降水和极端高温的频发多发重发，并最终反应在气候风险指数中(Wang et al., 2018)(一套衡量内涝、干旱、高温、低温冻害和台风等气候风险的指数，以造成的损失为权重)。2023年我国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454.5亿元，受灾人口达9544.4万人次（国家统计局，2024）。

图源：袁宇锋,廖圳,周佰铨,等.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背景下中国高影响区域性极端事件及归因研究进展[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5,21(01):44-55.

图源：中国气象局. (2024).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4）. 科学出版社

    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及其带来的广泛挑战，自然科学领域内部（如气候、海洋、大气模型等）的研究已难以独立应对有关气候变化的挑战（Dunlap & Brulle，2015），越来越多研究呼吁社会科学的深度参与，在气候变化的成因、适应与减缓路径、气候不平等、治理机制及方法创新等方面贡献跨学科智慧(宋国恺, 2024)。

    为何气候变化不止是“自然现象”？以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为例，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在暖干化趋势下，出现了高温叠加干旱、低温叠加雪灾的协同灾害。这种气候变率加剧使得灾害难以预测，草场加速退化，迫使牧民采取高成本的应对方式，如购买牧草、远距离租赁牧场等，严重冲击了生计可持续性。然而，驱动这一脆弱性加剧的并非纯粹是自然现象，也与社会制度变迁深刻相关(张倩, 2011)。

图源：张倩.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以内蒙古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6(06):171-195+245.DOI:10.19934/j.cnki.shxyj.2011.06.008.

个体化管理下草地纠纷增多：资源禀赋限制下，牧民会因实际面积与承包面积不符而生矛盾，破坏合作基础；集体经济中低成本的走教特尔传统现因草地租金（占成本41%）、运输费（31%）、牲畜损失（22%）等成本高而难以为继。

畜种多样化的防灾能力减弱：草地划分到户后，需大面积放牧的马、骆驼难以适应窄小的草地环境，五畜并举（骆驼、山羊、绵羊、马、牛）的传统防灾机制逐渐弱化。

协同机制被市场关系替代：嘎查领导占用未分的集体草场、草原管理上的不作为以及市场化的渗透，使得外部协调力量进一步弱化，进一步侵蚀合作与互惠机制。

政策治理与灾害应对脱节：草场保护项目将畜与草对立起来，试图通过减少牲畜数量和放牧来保护草场，反而因为不符合自然规律而削弱了牧民的抗风险能力。

    正如Urry(2010)指出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全球气候变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是推动气候变化的关键力量。因此，需要将各种更加宏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和背景纳入考虑范畴(Klinenberg et al., 2020)。

    气候变化并非一场“人人平等”的危机，而是沿着既有的社会结构裂缝不断放大已有不平等。以1995年芝加哥致命热浪为例，极端天气事件揭示了贫困、种族歧视、空间隔离、教育不平等、劣质住房与社区准备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如何在灾害中被进一步激化(Klinenberg et al., 2020)。

    气候变化被视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不仅因其自身的生态后果，更在于它与全球债务、能源安全、粮食危机和生态退化等系统性问题高度交织，具有显著的危机放大效应（Morecroft, 2010）。既有研究表明：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理解气候社会影响的核心概念，在微观层面可以从如下四个维度加以把握(Muttarak, 2021)。

生理易感性：如老年人对高温的耐受力较低，残障人士在灾害中面临更高的健康与死亡风险；

风险暴露度：如居住在低洼地带、棚户区等区域的人群更易遭受水灾；

应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如低收入者难以承担避暑、搬迁等成本；

信息与决策能力：如教育水平影响个体对气候预警的理解与响应能力。

    简言之，并非所有人同等面临气候灾害，也非所有人拥有同等的恢复能力。将社会学研究话语引向思考气候公正以及社会最脆弱群体的需求，这是气候变化社会学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宋国恺, 2024)。

    近年来，“韧性城市”的建设理念逐渐被政策界与学术界关注。更公平的住房、社区、基础设施重建和韧性建设(陶希东, 2023)。然而，“韧性”并不止于物理空间的基础设施，而应扩展到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中(孙彦 et al., 2023)。

    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反思：由人为因素驱动的“气候变化”概念，往往植根于一种全球化的技术话语体系，在许多地方语言中甚至并不存在。相较而言，人类学更关注与气候相关的知识创造与解释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政治关系(O’Reilly et al., 2020; 尹仑, 2024)，即地方社会如何通过自身知识体系理解并应对气候风险。

    在许多传统社区中，人们对灾害的解释常融合在神话与信仰中，例如“天神惩罚型”或“人神斗争型”的文化叙事，不仅构建出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也由此催生出互助、祭祀、集体行动等社会机制。这些文化实践不仅有助于灾后哀伤的管理，更在长期中建立起了内生韧性的修复逻辑(张原 & 汤芸, 2022; 李永祥, 2020; 罗燕, 2023)。

    这些经验提示我们：风险应对依赖的不仅是技术系统，更关乎社会信任、集体认知与文化经验。面对不确定性，那些源于长期生活经验的生计策略、对社会变动的适应性调整，或许能够提供新思路。

     我们或许可以从前述讨论中同时瞥见机遇与挑战。气候挑战严峻，但并非完全“不由人”。我们仍有可能通过积极参与、敦促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人与地球的和谐共生。

    就个人而言，气候也承载着独特的意义——它的相对稳定，为记忆提供了清晰的锚点，由此回溯至我们怀念的时光、思念的人。古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而今，我们也会思念“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日子。气候中有着我们所赋予的记忆烙印，那里有外婆唱着的“天黑黑，要落雨”的歌，有高考查分时紧张的心跳与聒噪的蝉鸣，也有着毕业季的娇阳似火与万里无云……

    仲夏蝉鸣，游子意，木棉花开，毕业季。严八在此也祝愿大家前路坦荡，万事胜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