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流动趋势的认识和判断，是解决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问题的前提。

关于中国人口流动的趋势，在2010年到2019年之间争论比较多。根据2010-2019年的一些流动人口规模统计，会发现这10年间人口流动规模基本不变，在个别年份甚至还下降了。对此，有人认为人口迁移流动趋势进入到调整阶段，农村没有劳动力储备外出了。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许多流动人口已在城市落户，从身份上已经发生了改变。

而对于人口流动趋势的认识和判断，则直接影响到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相关的政策。

（数据来源：Census和Mini-census）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所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数据，相当于给了上述争论一个回答。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2.2亿人增加至2020年的3.76亿人，人口流动参与率在2020年已达到26.6%。基于七普数据更高的质量和公信力，大家也基本认同近十年来中国流动人口更为活跃的大趋势。

（来源：Bernard，2014）

上图是学者基于国际经验绘制的迁移机会的年龄别模型。能看到低龄儿童阶段的流动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即大部分国家是带着儿童一起迁移的。

（中国各年龄人口流动参与率，2000、2010和2020年。来源：吕利丹根据普查汇总数据绘制）

再看中国的情况。上图是吕利丹教授绘制的中国各年龄阶段人口流动参与率，其中儿童阶段尤其是15岁以下的儿童参与流动程度是相对受到抑制的。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儿童参与流动程度整体在提升，但仍然没有改变“受抑制”的基本模式。

（来源：Bernard，2014）

再看一些国际比较。结合学者研究，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虽然中国青壮年的流动参与程度已经相对更高，但中国儿童的流动参与率始终更弱。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有规模巨大的留守儿童群体。

流动儿童：指流动人口中的0-17周岁儿童。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跨乡镇流动半年及以上，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0-17岁儿童。其中，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留守儿童中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儿童，城镇留守儿童是指留守儿童中户籍所在地为城镇的儿童。

我们和Unicef、国家统计局一起用全国七普数据分析了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基本情况，详细的数据公布在Unicef官网《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报告中（报告链接：https://www.unicef.cn/reports/population-status-children-china-2020-census）。我国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总规模达到了1.38亿人，占儿童总人口的46.4%。其中流动儿童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

需要强调的是，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需要的政策支持很不一样，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其战略定位也不一样。虽然他们的流动或留守状态是由家庭决定，儿童大多是被动地接受，但从参与程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流动儿童更多地参与到了城镇化过程，而留守儿童是潜在的有可能参与城镇化的群体。结合《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等重要文件，只有让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人口流入地实现充分的融入，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具体路径是首先需要让流动家庭中留守的儿童有机会随迁，成为流动儿童，进而让随迁的流动儿童有机会在城市享有均等的市民权利并实现更充分的社会融入。

从动态的角度看，儿童流动的机会和发展趋势如何？通过纵向比较，我们发现儿童有更多机会外出流动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中，流动儿童占比从2000年的39.7%增长至2020年的51.5%。2010-2020年，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人口规模共增加4730万人，其中75%由流动儿童贡献（3528万人）。

（来源：吕利丹等，《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区别于过去描述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的“城乡二元”视角，事实上目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都在往城镇转移和集中。

城镇留守儿童从2000年的几乎不为人知增加至2020年的2516万人，占城镇儿童的13.4%。再加上6407万城镇流动儿童，城镇儿童中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比例从2000年的16.2%增加至2020年的47.6%，即城镇儿童中有接近一半的儿童受到人口流动影响。城镇地区面临的问题也随之趋于复杂。因此，接下来针对城镇流动及留守儿童的政策和行动支持亟待补充。

（流动儿童VS农村留守儿童）

（图：2020年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和人口金字塔）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流动和留守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低龄儿童更倾向于留守，大龄儿童更倾向于流动。

从上图儿童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一是留守儿童趋于低龄化。留守儿童平均年龄为7.7岁，比流动儿童小2岁左右，主要因为低龄留守儿童占比很高，超三分之一（35.8%）是0-5岁儿童。低龄儿童对教育资源的需求相对没有那么强烈，到学龄阶段更多的儿童则被父母带走或去到附近城镇读书。二是流动儿童大龄化。流动儿童平均年龄为9.5岁，其中四分之一为15-17岁高中学龄儿童，其中很多可能是独自外出读书。

（图：2010年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其他儿童性别比）

（来源：段成荣和吕利丹等，《人口学刊》2013）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差异性很明显。在6-14岁期间，男孩的性别比较高，即男孩有更多机会随父母迁移或自己外出读书。但到了15-17岁，女孩的流动参与率就明显上升且高于男孩了。

（图 ：2020年分性别和年龄的儿童流动参与率）

（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3 年）

再看2020年分年龄和性别的儿童流动参与率，整体上性别差异没有以往那么显著，但再个别年龄段，如15-17岁女孩的流动概率比男孩稍大。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有一些初步假设，还在进行实证研究，期待和公益伙伴交流。

我国儿童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父母外出务工，这样的家庭其功能和父母角色仍然是完整的，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临时的不完整家庭”，二是父母婚姻状态为离异或丧偶，我们可以称为“单亲家庭”。从趋势上看，临时的不完整儿童家庭比例在上升，即越来越多的儿童生活在父亲或母亲外出流动的家庭户中，父母对儿童的日常陪伴在减少。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临时的不完整家庭通过灵活的居住安排同时实现了家庭经济功能和抚育功能，家庭功能得到了最大化地发挥。政策制定、公益服务提供上，我们应该更多地以“家庭”为单位设计，帮助流动家庭、留守家庭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或风险。

（来源：吕利丹等，《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再将父母两个角色分开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早期阶段父亲外出情况比较多，母亲更有可能留在家里陪伴孩子。近十年来，母亲外出、父亲单方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情况增多了。

（表：2010年和202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情况和居住安排）

（来源：吕利丹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教育发展：2010-2020》，《人口研究》2024年即将发表）

父亲和母亲外出模式的趋同，是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的变迁的结果。对于儿童来说，父母外出流动就业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比如改善家庭收入和物质条件，有利于他们的教育投入；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研究显示，和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对儿童发展更不利，尤其是低龄儿童，这种不利因素会更明显。因此，对于母亲外出的家庭而言，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上如果可以帮助流动女性更好地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则会帮助他们带着孩子一起流动，帮助孩子们获得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陪伴。

从趋势上看，人口的空间流动性将越来越强；应尊重人口迁移流动的客观规律，履行“儿童优先”基本原则，寻求制度突破适应“流动中国”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