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高考成绩已经公布，但成绩之外，我们似乎很少追问“一个考生家庭拿到高考分数会面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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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填志的那些事

如果是在考前已经有明确目标的考生，那么你可以直接对比自身分数排名能否符合目标院校的往年招录范围，当两边排名基本达成一致，你就拥有了进入心仪院校的机会，这是一种基本的理想状况。然而现实是，大多数考生无法做到分数和意愿的完美适配——你可能没有明确的目标，你的分数可能明显高于或者低于自己在模考中的预估成绩，你会接到各个学校的电话询问是否有意愿报考，家庭的亲戚和朋友都会询问你的分数尝试给出一些意见，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信息和选择涌入你的脑中。当你鼓起勇气去往某个高校招生组面谈或者去往某个咨询机构付费购买专家意见，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与你的意愿与喜好无关，他们可以直接按照你的分数排名告诉你可以填报哪个学校哪些专业，并按照分数高低给出精确的排序，你被精细地分割为某个分数段的某个人，在这个分数段里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和你最相符的专业志愿，你需要做的只剩点头答应。

常言道“听人劝，吃饱饭”，但网络中真真假假的意见往往更加让人头大。例如，“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也有在网上经常刷到新闻专业找不到工作，金融行业已经收入下滑——一边是文科无用论，一边是理科“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似乎这世上已经没有一个专业值得报，无非是在哪一个专业后悔的问题。回到眼前，摆在面前的依然是这些“卷生卷死”的专业，但你没有选择，过几天就要提交志愿，你和父母来不及再思考你想学什么做什么，你们需要在你的可选范围内纠结城市、学校和专业，你也许已经看到了自己有可能去到的所有院校，最后的最后，有人建议你按照“冲稳保”的策略填报志愿，用来冲的那个学校你听说过，评价很好，但专业都不甚了解。家里快速比较了这些专业的录取分数高低，并按此排序提交了最终志愿。你被录取了，进了一个自己刚拿到分数时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专业，但是分数很匹配，你的志愿填的一点不亏，刚好是那个分数段能够去到的“最好”的学校和专业。

这是在每年高考中反复出现的故事，也是笔者几年间反复经历的咨询事件。每个家庭命运攸关的事件在某些行内人眼里可能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计件，甚至能为其找到明确的标价。那么问题在于，高考咨询机构和网红导师的意见是如何得出的，而这些意见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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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咨询机构的横空出世

在高考填报制度改革之前，分数与高校的匹配中存在着一个难以预测的“黑箱”，早期的高考志愿填报不仅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而且缺少咨询意识。在这一时期的志愿填报咨询过程中，咨询者的信息获得依赖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被咨询者的意见则依赖自身的工作、生活经验，这使得被咨询者对意见结果负责的程度、双方承担的风险，以及咨询者所付出的成本都是难以明确的。

在当前复杂的志愿制度设计下，需要处理的制度政策信息完全超出了大部分考生及其家庭的处理能力。在“分数效益最大化”的逻辑下，行动个体难以实现高分和就业确定之间的有效均衡，只能将历年的录取信息和当下的就业情况作为参考。然而，高考出分后填报的时间限制以及新型招生政策的变动进一步提高了考生家庭的信息成本。各行动主体都需要充足的信息来源以及有效的制度讲解，这为市场力量的参与和介入提供了制度基础与功能需求。但问题在于，当行动主体向志愿咨询机构寻求咨询帮助以节约信息成本时，咨询机构并非单纯的制度说明者，而是有着明确目标的盈利组织。

相较而言，行政机关和教育相关单位难以提供市场化的志愿咨询信息：为保证公平性和权威性，行政机关缺乏直接评价志愿的立场；忙于提升分数和排名的高中以及高校缺乏收集信息的动力，甚至需要向咨询机构寻求意见，以降低组织提供职业规划以及志愿指导的成本。最终，市场的参与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各类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成为填报者节约时间成本、获取关键信息愈发重要的选择。基于对志愿填报制度的熟练掌握以及专业分数线等具体信息的充分收集，志愿咨询机构逐渐成为了解释高考志愿制度、指导志愿填报的专业角色。那么，当占据关键位置后，市场力量能否对制度运行效率起到积极作用？或者说，大家花钱买来的志愿方案究竟有什么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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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考填志机构咨询效果的评估

事实上，在客户询问关于具体专业的内容时，咨询师的答案非常有限，咨询师能提供和专业相关的几乎一切“社会指标数据”（如工作匹配、行业薪酬等），却难以回答“这个专业到底学些什么”这一核心问题。然而，在客户和咨询师社会偏好的共同影响下，志愿选择的重点其实并不在于专业教育内容，而在于市场价值。只要咨询师能解答并设计出客户对专业的职业期望与未来预设，就能让付费者感受到“物有所值”，自然也不会引发付费咨询的风险后果。考生的意愿在数据的一次次对比中被扭曲，最后不得不选择依赖咨询“老师”以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咨询双方对风险的厌恶促成了交易：咨询机构保住了收益，而咨询者则获得了一个“至少稳定”的承诺方案。

然而，“上大学”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在信息层面选择最优策略，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专业选择符合考生本人的能力与偏好，保证考生进入大学后能够真正有效利用大学教育资源。由于咨询市场人员本身的能力局限性以及市场效率对非理性因素的排斥，市场所能提供的“上大学”指导服务实际上仅限定于“如何选大学”的信息服务，而不包括“如何读大学”的专业指导。考生往往被告知做了一个最优决策，却对将要面对的专业一无所知。无论是近年来文科生“无用论”的盛行，还是“孔乙己文学”的出现，其背后都反映出过度教育风险下对于个体职业规划与专业深度的需求。执着于用当前的经济指标形塑个人高考志愿的认知，并试图计划未来，可能会加剧专业与能力不匹配，并带来对教育基本价值的扭曲，需要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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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讨论

高考志愿咨询市场嵌入相对稳定的高考制度环境，并依托长期的制度惯性获得了独有的信息优势，这类信息差的存在导致以高考填志机构为代表的市场组织在交易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信任并拥有了对合同的“控制权”，市场双方达成交易的关键在于建构一致的关系和角色认知。在高考志愿决策过程中，基于经济理性的教育投资收益比和对职业市场的迎合占据重要位置，市场逻辑渗透到教育资源分配当中，增强了教育决策中的经济理性计算，使得风险规避、市场整体最优成为高考志愿决策的主要目的。

对“最优志愿”的购买、“专家导师”的依赖意味着，整个志愿填报将成为一场盛大的赌博，人们重视的不再是个人偏好、教育追求与人生价值的实现，而是将大学、专业简化为一个又一个价码，并与期望的收益价位相关联，这与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常听到网络上这样赞美一些“高考导师”，认为他们有效地打破了一个假想中的优势群体对教育资源的信息垄断，这是一种误解，所谓的优势群体是因为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因此获得了专业选择乃至人生规划上的优势。而事实是:对于真正的优势群体而言，保障其子女发展的核心不在于优势信息，而在于足够充足的资源支持。而大多数“成功”的专业选择，不过是一种时机刚好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个人能力不甚相关，与时代发展的节点可能更有关联。因此，相信“资深导师”以及“最优志愿”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种投机心理，是通过对子女专业选择投下重注进而期待未来获得高收益的赌博行为。

另一方面，高价付费咨询可以满足家庭对风险转移的幻想，重金购买既可以体现家庭对子女的重视态度，也意味着高考导师需要对志愿方案负更多的责任——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也是付费咨询得以漫天要价的重要原因。与其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收钱办事的假先知，不如立足当下，直面自身。如果将分数视为金钱，必须购买能力范围内最贵的东西，最后丢失的可能是真正重要的，独属于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白帆. “最优”志愿的购买 ——高考咨询市场缔约过程分析 [Z]. 2024,待发表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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