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其他机构团体，美国公众对于科研机构的信任程度始终排在前列。一份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2016～2019三年里，选择“非常信任”或者“比较信任”科学家的美国民众比例维持在75%以上,选择“非常信任”或“比较信任”医学工作者的比例更高达84%以上。这一数据高于对于K-12教育机构校长、宗教领袖、媒体、商业领袖以及政府官员的信任，与对军队的信任持平 (Funk, 2020)。

图片来源：Funk, 2020

从更长的时间线上来看，美国民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程度也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并没有下降的迹象。美国综合社会调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追踪美国公众对于科学机构的信任程度， 其结果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民众对于科研机构的领导者们持“非常信任”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左右。

图片来源：Funk and Kennedy, 2020

 有评论家和媒体担心初期疫情防控的不力可能会挫伤民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程度。目前的数据显示这种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对医学工作者持“非常信任”的美国民众从2019年疫情前的35%上升到了2020年四月的43%。对一般科学家持“非常信任”态度对美国民众也从疫情前的35% 上升到39% （Funk et. al.,2021）。        

面对桌子上的半杯水，乐观主义者看到这个杯子的一半是满的，悲观主义者看到个杯子的一半是空的。尽管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稳中有升，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对科学持不信任态度。事实上相比于其它发达的西方国家，美国民众对科学的信任度并不高 （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18）。一份针对中美两国公众态度研究也显示，疫情期间美国民众对科学信任度低于中国民众（Qian et. al., 2021）。

尽管大多数美国民众表示整体上信任科学，但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议题并非如此。 例如有30%的美国民众认为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 而这个数据在欧洲仅为7%～15% （Miller et.al., 2006）。同时疫苗怀疑论、全球变暖骗局论等说法也在美国民众间有广泛的拥趸。

这样的心态在疫情中发展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人们一方面为医疗工作者坚守在抗疫前线而感动鼓掌，但是另一方面同时也怀疑科学家和医疗工作者们提出的一些防疫手段的有效性。一份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调查显示，在2020年下半年美国疫情仍然非常严重的时候，仍然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民众质疑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对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性（Barry et al., 2021）。

数据来源：Barry et.al., 2021

比起将美国民众的态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更让很多研究者感到忧虑的是民众内部的差异。例如不断扩大的政治立场差别反映在了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例如盖洛普公司2020年3月至8月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和行为都存在很大差别。例如比起共和党，民主党人更多地遵守了社交隔离、佩戴口罩、以及避免访问工作场所等防疫行为， 民主党人同时对新冠疫情的发展以及造成的破坏表现得更加担忧（Rothwell and Makidis, 2020）。

图片来源：Rothwell and Makidis, 2020

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讲述了一种致命性极强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的故事。10年后人们发现，电影中描述的疫情期间的社会反映与新冠疫情期间的情况惊人的相似。疫情初始阶段，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都在争分夺秒试图进一步认清疫情发生、传播的机制以及预防手段。但是科学研究是漫长且不确定的，而比起不确定性，公众更喜欢确定性。虚假信息迎合了人们在绝望中对确定性的渴求。一时间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诸如“5G能够传播病毒”“病毒来源于武汉实验室”“喝消毒剂可以治疗新冠” “比尔盖茨在新冠疫苗中植入了芯片”等信息在网络上尘嚣甚上。

影星裘德洛在2011年电影《传染病》饰演在疫情中传播虚假信息的网络大V

政治人物和意见领袖的言论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例如一份针对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调研发现， 从2020年3月到7月短短四个月间，当地共和党人对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的信任程度从77% 下降到了59%，而这段时间恰巧对应了特朗普在公开言论中对CDC由褒到贬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Hamilton and Safford, 2020）。

本次疫情给人们一个机会重新审视如何让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再加上人们对科学家、科研机构的信任才能达到有效的防疫效果。通过近期的一些美国的研究来看，尽管新型冠状肺炎是近两年出现的新概念，人们能迅速通过以往形成的世界观而对其做出解读进而采取行动。人们对于科学的态度似乎就包含在世界观里面。而观念一旦形成，是否能够被改变？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研究关注这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