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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时代,父母的焦虑,孩子的忙碌,是谁的锅?

作者 | 谭舒馨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创新班本科生
 
责编 | 吕利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编辑 | 沈小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
 
养娃“焦虑”从今日开始
 
“内卷”,是近年来大家并不陌生的一个词。相信即使不了解定义的来龙去脉,每个人对其流行含义也有自己的理解。事实上,“内卷”最初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专业名词,内卷化理论发展已有两百年,在吉尔茨著作《农业内卷化》[1]中得到系统发展。吉尔茨在考察印尼水稻经济时发现,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同比例增长,而是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即“内卷化”现象。
 
如今“内卷”已然火出圈,在时代赋予的特征下发展出了外延含义。目前,流行意义上的“内卷”是指一种“囚徒困境”:在“僧多粥少”的竞争大背景下,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参与内卷,以获得个人更优的生活,但每个人选择“最优选择”却会带来整体的无效性。当被迫的努力恶化了竞争环境,导致每个人需要更加努力来弥补时,“内卷”无疑不会给社会整体带来预期中的福报。
 
流行意义上的“内卷”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体现,这次我们侧重于讨论教育的“内卷”。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想抛出一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二十年后,教育内卷现象会愈演愈烈还是会减弱?焦虑的父母们能否拥有任孩子释放天性和自由发展的大环境?
 
为什么这一代家长更加焦虑:教养方式的变化
 
无论是“鸡娃”还是“直升机父母”和“虎爸虎妈”,近年来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焦虑程度与“内卷化”压力大家有目共睹。当幼儿园开始学习微积分、争夺电脑编程大赛的名次,我们不禁发问:参与教育的“内卷”是时代的必然还是我们错了?
 
事实上,“内卷化”的趋势并非中国独有,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均有提升趋势,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即使没有亲身体验过英美教育,大家想必也对英美国家精英学校的压力有所耳闻,其学生的压力并不小于中国学生。以如今的说法,曾经让中美家长震惊的“虎妈”蔡美儿必定是“内卷”中的“卷王”。
 
教育“内卷”往往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中,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宗教信仰、男女社会地位变化等等因素也会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影响……但什么才是决定教养方式最主要的因素?耶鲁大学教授Matthias Doepke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Fabrizio Zilibotti研究发现:育儿教养方式的变化与差异与经济激励密切相关。具体来讲是与教育回报率和经济不平等状况相关。当教育回报率越高,经济越不平等,父母越可能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2]。
 
根据父母在养育和管教孩子中稳定的行为和观点,鲍姆林德于1965 年最早提出教养方式的概念[3]。Matthias Doepke和Fabrizio Zilibotti在研究中设置了四类教养方式考察育儿方式:放任型(Permissive)、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断型(Authoritatian)和忽视型(Neglectful)。这四类方式由父母是否“回应”与“干预”两方面加以区分。“回应”是指父母通过交流沟通、关心、陪伴支持等行为满足孩子的特定需求;“要求”是指父母会通过行为规范、对孩子活动监督等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或价值观对孩子的行为、偏好进行干预的行为。
 
其中“忽视型”父母既不对孩子的行为、偏好作出反应与干预,也不关心孩子,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类型。其他三种参与度高、父母关心孩子的教养方式区别如下:
图1:教养方式分类[4]
 
放任型父母大多数偏向于利他主义,通过孩子的视角与孩子完全共情、认可孩子的偏好,鼓励孩子规划,不强加自己的观点,采取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
 
权威型父母和专断型父母都采取密集型养育方式,他们更偏向于按自己的价值观对孩子的选择进行干预,但是二者仍具有差别:
 
权威型父母趋向于通过自己的软实力,利用感召力、吸引力和微妙的沟通而非强制来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偏好,重视孩子的“勤奋”和“独立性”,这种类型对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能力有一定要求,也是三种教养方式中对孩子的思想价值观最具入侵性的一种。
 
专断型父母通常使用强迫方式以使孩子达到自己的要求,通常会禁止孩子的某种行为或者否认孩子的选择,专断型父母在意孩子“服从”的特性,也是最可能采用“惩罚”和“体罚”的教养方式。他们塑造孩子的行为而非偏好。
 
数据显示,目前权威型是中国目前最普遍的教养方式,且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更有可能选择权威型教养方式[5]。中国父母的教养方式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转变。70后、80后的童年,多半是在弹弓、石子棋、跳皮筋、捉迷藏等户外游戏中度过,但他们面对自己的子女却选择了密集型教养方式(注:包含权威型和专断型)。
图2:1983年摄于上海,课间游戏(图源网络)
 
教养方式改变的趋势不仅发生在中国。图3中显示的六个国家在1975-2011年间,父母的育儿时间都大幅增长,说明密集型教养方式逐渐受到青睐。为何教养方式的转变具有如此的普遍性?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可以为此做出解释。
图3:6个国家中母亲和父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小时数[4]
 
Matthias Doepke和Fabrizio Zilibotti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不平等(如图4),父母越认为孩子应该学习勤奋的美德,而“勤奋”是权威型父母最偏好的品质[2]。在经济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高的背景下,父母渴望孩子在成年后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则倾向于在教育上投资孩子,而勤奋和毅力则是求学中必不可少的特质,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国。“天道酬勤”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相反,若是在经济不平等程度低、教育回报率低的国家,父母没有理由督促孩子在成绩上下苦功夫,因为教育水平对孩子成年后的经济状况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父母选择放任型的概率会更高,典型的例子是北欧和德国。在这些国家,无论子女从事蓝领工作还是白领工作,其生活水平和收入薪酬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父母更可能不会对孩子的教育和职业选择做太多干涉。
图4: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与国家之间选择不同特质的家长的比例(图源:《爱、金钱与孩子:育儿经济学》[4])
 
在图4中的国家横向比较中,中国是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完全平等时基尼系数为0,普遍认为当基尼系数为0.4-0.5时国家经济不平等程度过大。据《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统计,中国在201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纵向来看,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总体呈更加不平等的趋势。中国父母对孩子“勤奋”的赞同度很高,对“想象力”赞同度较低,这表明中国父母更倾向于权威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是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父母育儿压力越来越大,虎爸虎妈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具有合理性。
 
这是一种“不得不”,是一种“没得选”——他们爱孩子,期许孩子的未来。就像未育的夫妻与做父母的朋友聊“鸡娃”经历,经常会听到“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
 
经济激励不仅可以解释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育儿方式的转变,也可以解释同时代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教养方式选择的差异。
 
当然,教养方式的选择也与很多其他因素相关,例如男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文化因素等。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无论男女孩,大多数父母均会以密集型教养方式让子女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以期子女在长大后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这实际上还是经济激励的改变对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产生了影响。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亚洲人自古以来的文化里便崇尚“勤奋”,即使移民到其他国家,亚裔也可能成为在大环境里对子女更严格的家庭。
 
未来的教养方式会如何:养育陷阱与政策扶持
 
根据库兹涅兹曲线在不平等领域的解释,在经济刚开始发展时,随着人均收入的上涨,不平等程度的变化是先增大后减小(如图5)。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初期的中国,无可避免地会经历一段以牺牲经济平等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时期。而随着经济继续增长,人均收入继续上升,越过了某个节点,社会福利逐步提升,经济不平等程度会慢慢下降,而当今全员“内卷”的盛况或许将日渐衰落,父母们也将逐渐趋向于采用放任型教养方式,彼时将是大多数孩子们释放天性的“天堂”。
图5 库兹涅茨曲线(图源网络)
 
当然,减轻不平等不能仅仅依靠经济规律,政府政策在促进收入平等方面起到调节作用,也能降低“养育陷阱”风险。
 
所谓“养育陷阱”[5],与马太效应相似,是指中上阶层的父母们面对不平等的增加和教育回报率上升时采用了密集型教养方式。而弱势群体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能力可能会恶化,形成“养育差距”,进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长期看来无疑会阻碍社会流动形成更大的不平等,进而继续加剧养育差距,形成“养育陷阱”。
 
导致“养育差距”的原因之一是不同背景的父母对子女期望不同。不同背景的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期望和抱负存在差异,父母理性预见到自己的孩子会走向不同的道路,则会调整教养方式。例如,有的工作是机械的单调的重复体力劳动,“敢于质疑”的思想只会成为这种职业的阻碍。因此认为孩子会从事同类工作的父母可能没有动力去使用强调推理和讨论的教养方式,而是转向权威不容置疑的专断型教养方式。低学历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理性预期,他们在孩子身上投入不太可能会为他们带来额外回报。因此,低学历的父母可能会选择减少对育儿的投资,或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投资,例如教授孩子为人处世之道、经商本领、手艺活和技术活等。事实上,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在教育回报率低的国家。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在改革开放后仅4%,随后随着教育普及化逐渐上升,在2005年教育回报率便已达到了14%,之后回落并稳定在11%左右[6],在国际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父母普遍认为孩子有比自己过的好机会,因此不论职业如何,父母都有动力促进孩子受更高的教育。
 
导致“养育差距”的第二个原因是父母面临的约束不同,即:经济背景的约束和孩子成长环境的约束。不平等和可能继续上升的教育回报率意味着社会底层人口的收入相对顶层人口的收入将继续下降,富裕家庭对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需求也会促使教育的价格提升,穷人更加难以支付孩子教育成本,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同时从孩子成长环境的角度,居住隔离的加剧阻碍了孩子与不同伙伴和成年人接触的机会,没有更好的榜样。同伴效应也强化了父母的直接影响,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被排除在良性循环之外。
 
有趣的是,当代婚姻匹配模式的转变对于父母们的经济约束能力差异的形成具有推动作用。婚恋市场越来越讲求“门当户对”,以前的婚姻大概率可能是“男高女低”,现在教育同质性婚姻越来越普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同质婚,夫妻满意度越高,相反,若是受教育程度不匹配或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更有可能面临婚姻的不稳定性与离婚的风险[7]。这表明低学历父母更可能单独抚养孩子,而这无疑在经济上更具有约束,在教养方式上更加劣势。
 
不平等加剧对教养方式带来的影响具有阶层异质性。对于中产阶级,这种影响可能是最大的;而对于顶层或底层,孩子的路径已经确定,这种影响可能是最小的。这预示着下一代之间机会差距日益扩大,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养育差距最终变成养育陷阱。
 
国家政策可以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以杜绝养育陷阱的发生:解决养育差距背后的不平等,支持弱势背景的孩子以及教育体制改革。
 
第一,政府可以推行干预政策解决养育差距背后的不平等、减轻父母的资源约束。推行累进税可以有效促进收入平等,累进税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收入越高则其应缴纳收入税时对应的税率越高,因此也可以相对减弱养育差距(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名义上的累进税也可能实质上是累退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税收制度对不平等作用后选择的不同养育方式体现,累进税越高则父母越可能是放任型(如图6);另外,政府可以建立公共低收费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或者对幼儿园以及托育机构进行补贴。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值得借鉴,高水平的政府福利给偏好放任型养育的北欧家长提供了底气。以芬兰为例,在入学年龄前,所有孩子都会去上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率接近100%,且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名牌幼儿园通过面试来挑选孩子的现象,在芬兰家长听来匪夷所思。因此,政府应积极尝试探索如何能为儿童,尤其是相对贫困的儿童,提供普惠性早期照护和托育服务,甚至对部分重点人群纳入公共服务兜底范畴,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提供同样幸福的童年和一生发展更公平的起点。
图6:税收累进程度与不同国家选择各类教养方式的父母的比例[4](以美国税收累进程度为1,图源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第二,政策应该为弱势群体的教育提供帮助。如今,大量的研究表明针对贫困家庭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计划具有高度有效性[8,9,10,1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也在研究中肯定了儿童在出生头几年习得技能的重要性[12,13]。一些干预措施,诸如高质量的儿童养育服务和支持家长在家中育儿的补贴,均对儿童早期发展有着显著好处。儿童早期的有效干预可以促进儿童认知、运动、语言、社会情感及其他非认知能力的全面发展,提高日后教育投资和终身学习的可能性和回报率,对教育成就、劳动收入、健康水平和婚姻有积极作用,也会降低孩子未来的犯罪概率。小学、中学、高中、职高、大专、大学,各个环节都要更加关注经济上相对弱势家庭的儿童,补足家庭投入的不足。另一方面,外部投入和效果的正向反馈也会影响父母在育儿上的投资和教养方式。
 
第三,“一考定终生式”的教育体制会影响父母对密集型教养方式的偏好,因此在教育制度方面的改革对缩小“养育差距”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中国,高考是决定性考试的代表,而当下趋势也表明甚至小学入学考试、幼儿园入学考试也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教育资源的不均匀分布加剧,不同小学初中之间在教育资源上也出现了分布不均,“虎爸虎妈”们才愈显“疯狂”。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积极推进教育制度在资源分配均等化上的改革,才可能减轻各类考试对孩子人生走向的决定性作用。彼时,当今的“内卷化”也会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放任型教养方式也许能成为家长们更青睐的教养方式。
 
“内卷化”的意义:普遍的密集型教育在当今时代是否可取?
 
虽然相比起放任型教育,权威型和专断型教养方式更难培养出卓越的艺术家或者思想家,但从宏观层面看,权威型教养方式也许是对孩子获取教育成就最有效的方式。Matthias Doepke和Fabrizio Zilibotti通过美国国家纵向青年调查(NLSY97)数据调查得出结论[14],权威型教养方式培养的孩子最有可能获得大学文凭,而放任型次之,忽视型是最低的(如图7)[15]。
图7:不同教养方式下获得大学文凭的概率估计
 
(图源 《爱,金钱与孩子:育儿经济学》)[4]
 
为了使统计学研究结果更加直观,我们请出五位虚构的小朋友:小琳、小珍、小迪、小莉和晶晶。
可以看出,权威型教养方式在教育水平的获得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亚裔人群尤其明显,无论是完成大学学历的概率还是获得博士学位的概率都大幅度提升了。
 
虽然数据显示放任型教养方式更能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但放任型家长培养的孩子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却低于权威型。因此,若能预期到孩子未来将生活在收入和地位差距更小的地方,家长才更敢于“放任”——“高考”失败了也没啥关系呗。在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高、教育全面普及的背景下,权威型更能在当下经济上涨增速期为中国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人才,也更符合当下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
 
结语
 
“内卷化”的出现,意味着“密集型”教育的普及化,与其说是父母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特定经济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与其甩锅和叹息,不如一起努力,期待一个更加平等的未来。
 
特别致谢:本文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白钰副教授的指导和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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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hpakovskaya, L. . (2019). 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Pro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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