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好普通话的大湾区代表队能走多远？-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作者 | 李婷

责编 | 李婷

图编 | 庄溪瑞

最近芒果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下称《哥哥》）火爆全网，其中最有看点的当属陈小春领衔的“大湾区代表队”。一方面，这一波港星的回忆杀，彻底笼络住了70、80后的人心，毕竟他们谁不是听着粤语歌、看着TVB上大的呢。另一方面，大湾区港星的无厘头、以及夹杂着飘忽不定儿话音的塑料普通话真真长在了90和00后的笑点上。

当然大湾区部落的成组也有赖于今年《哥哥》组团的新规。与《乘风破浪的姐姐》不同，《哥哥》基本属于自由协商成组。观察哥哥们怎么成团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专业考虑之外，老乡关系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大湾区香港代表队，又比如布瑞吉和Gai的重庆代表队（本来是想叫上同为重庆人的张晋的，但后来因为人数超了放弃）、还有李承铉和James的美籍韩裔代表队。

老乡组队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说！家！乡！话。大湾区组队成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说普通话了？” 弹幕及时飘过：好像在看港剧。而Gai和布瑞吉的重庆话，又可以一秒钟把人拉入《疯狂的石头》的现实魔幻主义氛围中。要知道，广东和川渝地区本就是我国方言传承率最高、最热爱说本地话的两个地方了。

老乡文化是我国人际关系差序格局中圈层文化的重要体现。老乡相认最常见的模式就是互飙几句家乡话，就像是接头的暗号，彼此确认身份。一方面，讲方言的确能很快拉近彼此的距离，获得老乡间的帮助和扶持；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形成小团体，人为制造隔离圈，阻碍个人与外部更多的接触和发展的机会。在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港星也要频频北上的今天，方言到底在个人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说不好普通话的大湾区能取得成功吗？今天我们就来“科学地“八卦一下。

#01 我国的方言分布

古语有说：“十里不同音。”一句话已体现了我国方言种类繁多、系统复杂的特征。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的分类，汉语方言（不包括少数民族语系）可以在第一层次上划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这十大方言形成的历史不一样，大致沿着下图的脉络和时间演化。

图1：现代汉语方言分化历史层次示意图（龚为纲等，2013）

形成时间最早的是吴语，主要是三国和两晋时期（衣冠南渡），以及后来的两宋之交大批北方移民进入吴地，历代北方移民带来的方言逐步演化成为现代吴语。闽语来自从吴地继续南迁的汉人，到了唐宋时期作为有明显特征的方言正式确立起来。湘语起源于古楚语，赣语形成于唐代北方移民与古江西方言交汇，客家话在宋元之交经过赣语、闽西和粤北方言交融形成，而粤语则奠基于宋代汉人南下避难。

从方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除了官话，其他的狭义汉语方言基本都在两宋以前形成，大部分是明清以前的移民形成，位于我国南方（除了晋语），相对遭受战乱较少，因此人口繁衍的历史比较长，村庄的宗族结构比较稳定，传统文化也相对比较深厚。由此也不难理解，南方的方言区一般都有较强的生育数量和男孩偏好。

相比较来说，官话的历史最短，主要是元明清时代的移民形成。大部分官话区都位于北方，经常遭受战乱影响，村庄发育的时间较短，又离古代政治中心比较近，宗族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反而受官方的文化制度影响较大。

在官话下，又可以划分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以及西南官话这些二级方言区划。上面说到的川渝方言就是隶属于西南官话的范畴，与粤语并不属于同一个对比级别。

要区分一个地方的方言是不是官话，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如果这个语言说慢一点就能听懂五、六分，那么它很有可能是属于官话系统，但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听，仍然一句话也听不懂，那么多半这个就是非官话的方言了。图2展示了在地级市层面各地的一级方言、二级官话，以及少数民族区域分化。

图2：我国地级市层面一级方言、二级官话以及少数民族区域分布（Li et al. 2020）

备注：Cantonese：粤语，Komese：赣语，Hakka：客家话，Tibetan：藏语区

总体而言，这些方言区还是连成片的，但同一省份内部也可能会有好几种主要的方言，比如散装的江苏和安徽。当然在同一个地级市内部，也会存在多个主要方言并行的情况。特别的，如果进一步区分次级方言（共105种次方言），一些地级市，就会出现更复杂的混合情况，比如安徽的池州市和广西的桂林市都各有5种主要次级方言。

那么一个地区方言的复杂程度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吗？一个组织内部方言越复杂会影响组织表现吗？经济学家还真认真研究过这些问题。

#02 方言多样性与组织表现

有很多的文献聚焦多样性对大到地区经济增长小到企业发展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认为，多样性对组织的发展既有抑制作用，又有促进作用。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经济体内部的沟通成本、合作成本以及降低团队的凝聚力产生效果。多样化的内部构成可能使得信息传递不通畅，破坏信任水平。而促进机制则强调多样性能形成技术互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拥有不同的信息集，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解决各种难题，从而形成互补并带来更高的产出。

在实际研究中发现，不同的多样性产生的净效应是不尽相同：语言和种族多样性大多会产生负的净效应；而出生地和技术多样性则会带来正的净效应。针对中国方言的实证研究也呈现出一致性的结论。在控制了地区的地理地形、交通便利程度、宗教信仰、知识产权等因素之后，仍然发现一个地区方言越多样，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慢。方言多样性会通过影响技术传播、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社会信任等机制来阻碍经济发展。

那么回到《哥哥》节目中，就组队策略来讲，大湾区代表队内部方言单一，沟通成本很低，团队信任度很高，在早期也能享受结构简单的红利。但后期随着团队不断合并加入其他地域成员，方言复杂性带来沟通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带来节目组“喜闻乐见”的矛盾，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再说一下林志炫团队，他们本来能充分享有技术背景多样性带来的互补正向效应，但缺乏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反而放大了专业背景的反差，形成了不安定因素。

#03 方言与个体发展

上一部分在组织层面讨论了方言的影响，那么就个体而言，方言会怎样影响自身发展呢？由于方言的碰撞一般会发生在迁移流动的过程中，就有文献专门讨论方言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的。

一般人会认为个体都会倾向流入到方言环境相近的地方。如下表所示，来自官话区的劳动力有68%的比例仍然流入官话区，相对而言流入粤语区的比例只有8%。同样大湾区也有64%的劳动力在内部流动。

图表来源：刘毓芸, 徐现祥, & 肖泽凯. (2015). 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

当然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理论上认为，方言对个体迁移流动同时存在认同效应和互补效应。前者指个体更倾向于流入到语言相近的地区，以避免被偷、被骗等风险，同时拥有类似的方言作为身份认同的标识也更容易被流入地接纳。而后者则表明，拥有不同方言意味着思想和技能上的多样性，容易形成某种互补，使得劳动力在流入地更具异质性，获得更高的工资、奖金等收入。大湾区哥哥组队北上淘金，某种意义上就是吃了互补效应的红利。

那么现实中这两种效应怎么发挥作用呢？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跨方言流动会呈现出倒U型模式。方言之间可以根据彼此的相似程度构建起方言距离指标，随着跟流出地方言距离的上升，劳动力流入该地的可能性会先上升后下降。也就是说，个体都倾向与流入跟自己方言有一定反差，但是又不能差太远的地方，以达到认同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平衡。

这是不是很像准备填高考自愿的你，一定要离父母有一定距离，但是最好不要太远哦。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掌握好了流入地方言能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需要考虑普通话作为强势语言的干预作用。有研究发现，当流动距离较小时，流动人口仍然处于熟人社会中，方言带来的认同效应较为突出。随着掌握流入地方言的熟练程度，个体收入也会增加。但是当流动距离增大时（跨省流动），普通话作为强势语言的作用就变得更为突出了，方言的相对重要性就会下降，形成倒U型的关系。

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说不好普通话的大湾区代表队能走多远？如果说大湾区方言能给他们在一开始带来互补效应，那么随着节目的深入，大湾区代表还是应该继续讲好普通话，好好沟通和团结更多队友，才能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刘毓芸, 徐现祥, & 肖泽凯. (2015). 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 经济研究, v.50;No.577(10), 136-148+164.

徐现祥, 刘毓芸, & 肖泽凯. (2015). 方言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报(02), 5-36.

王海霞, & 王钦池. (2020). 方言能力如何影响流动人口收入?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人口与发展(2), 23-35.

龚为纲, 段成荣, & 吴海龙. (2013). 中国农村生育转变的类型与宗族文化的区域差异. 中国乡村研究, 000(001), 21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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