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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钱岳老师、上海交通大学的沈洋老师以及UBC的博士生蔡曼琳在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聚焦于上海网络相亲用户对另一半的年龄偏好,以及这种择偶偏好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在本文中,沈洋老师和钱岳老师将先基于投稿经历,谈一下性别研究中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 approach)的可能性,然后分享一下她们的研究发现。

 

二、投稿经历与方法论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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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想到要进行混合研究?

网络约会/相亲的文献以定量研究为主,我们在尚未开始进行研究时就认为,引入定性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择偶过程的复杂性。当时钱岳老师申请到学校的一笔经费,可以支持我们在上海的访谈,因此我们的研究数据包括:①中国某大型相亲网站上接近6000名上海用户的个人资料;②在上海进行的29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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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是否更容易被期刊接收?

未必。因为评审人可能对混合研究有更高的期待。例如,我们论文的一位评审人认为定量部分可以自成一体,定量和定性部分的结合不紧密,希望我们说明用混合研究的合理性,建议定量和定性部分能够有机结合,期待定性部分可以对论文的主题进行深化,并希望定性分析能揭示出择偶偏好背后的理论机制和复杂性。为了说明运用混合研究的合理性,我们在针对评审人建议的回信中提及对于访谈的分析不仅解释了定量数据,还回答了论文总的研究问题:“为何网络相亲用户有特定的年龄偏好?”。为了使得定量和定性部分更统一,我们在修改定性分析时会呼应论文开头提到的进化理论(the evolutionary theory)与社会角色理论(the social role theory),并时不时联系定量的数据。我们的访谈数据发现,这两个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男女的择偶偏好,女性对于伴侣的年龄偏好更加反传统,也更可能挑战父权制。定性数据还发现了社会对于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刻板印象,进一步揭示了择偶偏好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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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研究在数据分析部分的写法有什么讲究?

混合研究的数据分析部分的写法,并没有固定模版。有的论文实证部分是根据主题来划分,在同一个主题下面把定量和定性数据放在一起讨论,例如沈洋老师和新南威尔士大学李秉勤教授合写的关于高校女教师工作合同与生育偏好的论文(Li & Shen, 2020)。而我们这篇网络相亲的论文是先呈现定量部分,再呈现定性部分,因为定量和定性部分的数据都比较充实,而且钱岳老师擅长定量分析,沈洋老师更擅长定性分析,正好形成不同的分工。

(沈洋老师和李秉勤教授论文的链接: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75079.2020.1817888?tab=permissions&scroll=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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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以演绎为主,定性研究以诠释为主 ,如何调和认识论上的分歧?

研究问题会影响认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虽然更常见的说法是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问题)。我们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

1.网络相亲中男性和女性对于未来伴侣的年龄偏好具有怎样的性别差异?

2.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别差异?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更适合用定量的实证主义的思路来分析,第二个研究问题更适合运用定性的建构主义的思路,因此这两种认识论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它们侧重于回答不同问题。

我们定量部分的写法采纳的是实证主义的演绎(deductive)的思路,即用研究结果来检验已有理论,定性部分的写法是建构主义的归纳的(inductive)思路。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承认已有理论对于择偶偏好的解释力度,但也提出了已有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希望进入“男大女小”亲密关系的男性比例远远高于女性比例,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已有解释框架,基于研究发现进行自下而上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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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对于论文的字数限制是否对混合研究构成挑战?

是的,定量和定性结合的研究通常不可避免会包括不少图表和访谈原文,我们提交的第一稿论文有1万2千多字。考虑到不少期刊对于稿件有字数或者页数的限制,而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在其网站上并没有提到字数限制,因此我们选择投了这一期刊。在论文被接受之后,我们被要求需要将字数删减到9500之内。钱岳老师花了不少时间精力,主要删减了定量部分的内容,终于满足了期刊对字数的要求。一篇论文要做到既清晰又简洁并非易事,对于混合研究的论文更是如此。

 

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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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女性对伴侣年龄的偏好严重不对称

我们的研究首先分析了我国某相亲网站上的个人资料。用户资料包括他们自己的基本信息(比如,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等),同时,他们可以明确指出自己对另一半的年龄、身高、教育和婚姻状态的要求。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用户(超过99%的男性和女性)都对另一半的年龄区间有明确的要求。这个统计结果也和我们基于访谈的发现很一致。

中国传统和常见的婚配模式是“男大女小”。理论上说,这种婚配模式应该反映男女两方的择偶偏好,即男性想找比自己年轻的女性作为伴侣、女性想找比自己年长的男性作为伴侣。如果男性和女性的择偶偏好是对称的,那么从比例上说,偏好“男大女小”亲密关系的男性和女性,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们发现:在上海,男性和女性的择偶偏好严重不对称,尤其是在30+的人里面,希望进入“男大女小”亲密关系的男性比例远远高于女性比例。图1中的一个突出发现是: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多男性只想找比自己年轻的伴侣,但在30-59岁的女性中,只想找比自己年长的伴侣的比例一直在20%左右。

图1:网络相亲用户持“男大女小”择偶偏好的比例(按性别和年龄组分别计算)

Figure 1: Percentage of Online Daters with a Preference for Age Hypergamy, By Online Daters’ Gender and Age Group

Note: Age hypergamy refers to the age pairing in which the male partner is older than the female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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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偏好背后的逻辑

我们结合访谈材料,探讨了男性和女性为什么会持有这种基于年龄的择偶偏好。男性的一个很大的考虑是女性的生育能力。男性往往用“生理”原因来解释他们的偏好,但个人偏好背后的社会因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年龄、择偶和生育的联结,根植于中国情境下,结婚和生育紧紧捆绑的社会期待。这种期待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与她们未来的母亲身份紧紧结合。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加,男性的精子活性、精子质量、生育能力也会下降,但是男性的生育能力随年龄的变化并没有像女性一样,受到那么高的关注和评论

另外,一些男性被访者认为年轻的女性更可爱。“可爱”的含义是“在幼小或初生的、柔弱的生物或类幼儿事物身上体现出的令三观正常的人产生正面的愉悦进而喜爱的情绪特征”。这种把年轻和“可爱”联系来,无疑体现了东亚对女性审美的“幼态化”或“幼齿化”的现象。研究年龄婚配的学者提出,男性偏好找比自己年轻的女性,甚至是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维持父权制下,丈夫对妻子的控制,以及丈夫在家中高于妻子的地位。东亚的“幼齿化”审美,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男性希望伴侣听话、顺从、好操控。

对比之下,我们访谈到的不少女性,虽然想找比自己年龄大的,但是她们也强调,年龄不能太大。这也和我们定量的结果一致,即女性平均而言希望找比自己年长3-4岁的男性(太大了也不行)。比如,我们采访的一位34岁的女性说:“我觉得年龄太大,也不太合适,在交流中间发现蛮有代沟的。而且他会给你纠正,纠正你的行为,纠正你的话,觉得好像他都是对的,就感觉很不好。”我们采访的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相对独立的女性,所以她们不喜欢伴侣比自己年长太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比较抗拒亲密关系里有太多的说教、控制和代沟。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具有有性别平等意识,她们很可能会抗拒不平等的亲密关系,挑战父权制。

此外,以往的研究强调“剩女”现象,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的男性也是被污名化的。比如,我们的被访者说:“优质的男孩很早就被人家拿下了。剩下的剩男、剩女可能都是会有一些问题。”这种污名化,很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文化里,“正常的人都在合适的年龄结婚”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男性和女性在择偶观上的差异。东亚社会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高度分化以及男性和女性逐渐扩大的三观差异,可能给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带来很大的挑战。尽管不少调研表明,目前绝大部分中国年轻人还是希望自己能结婚,但主观意愿上“希望结婚”(意愿)、积极寻找结婚机会(行动),同实际结婚(结果)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的被访者已经属于积极在寻觅伴侣的一群人,但不少人在择偶过程中面临了挫败、焦虑,甚至有被访者相亲一百多次仍然单身。那么那些意愿上想结婚但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人,他们的结婚可能性会更低。 

 

参考文献

Yue Qian, Yang Shen, and Manlin Cai. 2022. “Gendered Age Preferences for Potential Partners: A Mixed-Methods Study Among Online Daters in Shanghai.”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2.2059459.

 

作者: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钱岳(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编辑:杨翥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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