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金属乐，一般人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尖叫或低吼、失真的吉他，或者炸裂的鼓点，与之相伴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或压抑。但对乐迷来讲，这些情绪往往会随着乐队的咆哮被逐渐宣泄。我们总说“死亡重金属”，但是听金属乐是否真的有更高的死亡可能呢？小编作为一度沉迷农业重金属的爱好者，开始了学术阅读。（不是）

去年在《英国医学杂志》（BMJ）上，有一篇专门讨论听金属乐与死亡率关系的论文（Martikainen et al., 2021），作者P Martikainen几人均供职于赫尔辛基大学的人口所。这篇文章的结论甚至与我们的日常预期相反，起码就芬兰而言，在控制了各因素后，重金属乐更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死亡率反而更低（金属乐迷们狂喜）。作者们猜测，金属乐队的密集程度本身可能就反映了地区的文化、社会资本存量，事实上这些乐队能够促进社区活力，也有助于社区中的个体追求更连接、健康的生活方式。

图 P Martikainen照片

1、重金属让我们支楞起来了！芬兰人的现实案例

以往的一些研究已经讨论过，听古典乐可能会让人更健康，听重金属的则可能有一些反社会行为，比如自杀或吸毒。但这些研究其实样本都很小，也不是追踪数据，所以我们很难讲会不会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了结论。尤其是，即便个体层面的结论属实，金属乐让人更emo了，我们也不能随意将之推论到群体层面。因此，这篇论文就想解决上述提及的问题，听重金属乐队多的地区，死亡率、住院率是不是真的更高？

数据方面。文章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芬兰政府的公开信息，涉及311个市镇、15到70岁的36万余人的追踪数据，登记时间从2002年至2017年，内容上包括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住院记录、死亡记录等。同时作者使用了《金属百科网站》的数据去匹配芬兰各城镇的金属乐队数量，最终提取了3871个金属乐队。（题外，这个网站看起来就非常金属）

图 一个很酷的金属乐百科网站！（https://www.metal-archives.com）

方法方面。文章的因变量即登记死因（死亡率）与医院诊断结果两项，具体又分不含酒精的死亡内因、酒精中毒、意外或暴力、自杀及精神疾病五项。自变量即每万人金属乐队数量，并基于此划分了四种城区（Municipalities）类型：高密度都会或高密度城区、中等密度城区、低密度城区及无金属乐城区。此外，一些控制变量包括了性别、年龄、语言、学历、社会阶层、工作状况、收入、婚姻状况、住房状况、是否从事金属乐相关职业等；以及社区一级的城市失业率、信教居民比例、城市居民（Urban）比例、人均教育与文化预算、人均市政债务等。具体模型上，对死亡率使用Cox模型，对医院诊断结果使用负二项模型。

稳健性检验方面。论文同时讨论了与重金属乐无关的阑尾炎住院率，以及按年龄的异质性分组检验。鉴于科普的篇幅限制，我们就不作展开了。

小编对结果做简要概述：

第一，从描述性统计看，没有重金属乐队的地区宗教性更强、城市化水平更低、失业率更低、文化和教育投资更多，但全因死亡率也更高一些。
 

第二，在控制了个体、社区层面变量后，模型显示，有金属乐队的地区确实会让人们有一定的健康优势，相对于没有金属乐队的地区大约低了8％，特别是，由酒精中毒导致的死亡，相对于没有金属乐队的地区大约低了17％，这构成了有金属乐队城区死亡率低的主要原因；但是，有金属乐队的地区的住院优势则并不显著，虽然酒精中毒导致的低住院率优势则仍然存在，但除文化、经济因素外的非宗教人口比例也解释了很大的低住院率优势。

此外值得一提，在15至29岁的青少组里，研究也发现确实存在微弱的重金属乐与精神疾病的关联，这或许部分验证了以往的研究，但除精神健康外，有金属乐队城区在其他住院率方面均存在优势。作者在这里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但小编觉得可能存在一种选择性偏误，即忧郁的青春期更爱青春伤痛文学（重金属乐），导致了这个关联。

但总之，研究发现自杀、意外或暴力，其实在金属乐队密度不同的城区并没有什么关联。同时，更高密度的金属乐队，在死亡率和住院率方面确实是结结实实地更低了。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结果呢？Martikainen几个人给出了他们的猜测，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重金属乐强调反叛主流、饮酒文化，那么重金属乐队发达的地区，可能人们也会更有意外、暴力或酗酒问题。但另一方面，其实重金属乐也能帮人们缓解直面死亡的恐惧，尤其是，像芬兰的很多金属乐包含了当地的自然神话的元素，其实也可能促进人们在户外、自然的活动时间。一些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说法，比如Sharman等人在法国做的研究。

应当说，由于社区一级的变量太多了，比如是不是金属乐队的粉丝后援会能够起社会资本作用，或者芬兰当地文化有影响，或者迁移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乃及自变量相对主观的划定问题、重金属乐队本身的流变问题等等，文章还是很难干净地分离出来金属乐的净效应，到底听金属乐的这批人是不是更健康的，我们还不能粗暴地下定论。

但总的来说，尽管确切的机制尚不清楚，数据显示，似乎生活在充满活力的金属音乐（或其他音乐）社区之中不会损害健康，且可能会促进健康。

2、网抑云？健康不平等研究的文化思路
 

最后，就像这篇论文开头部分提到的，地区一级的社会特征会独立于个体特征，影响死亡率。事实上，如果我们熟络有关社会学、人口学界对健康不平等现象的研究，这种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叙事，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Wilkinson为代表的健康研究学者即形成了一种社区转向，或者说由物质主义向心理—社会视角的转向（Elstad, 1998）。

这一转向又可表现为英国《白厅报告》中提出的“梯度挑战（Challenge of The Gradient）”，或美国流行病学提出“西班牙裔悖论”（Hispanic Epidemiological Paradox, HEP），都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已很难解释健康不平等的结果后，学界寻求更完善的证据链的结果。有关这些研究历史，读者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在严八之前的推送《比你优秀的人不如你能活？我们来聊聊健康不均这回事》中看到更详细地介绍。那么，在这个角度上，这篇论文实际上为我们理解健康不平等提供了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视角。

但就像奥巴马曾经评价的：“芬兰是重金属乐队之都（Finland has perhaps the most heavy metal bands in the world per capita.）”，这篇文章的数据立足于有着浓厚重金属文化的芬兰，同时，芬兰虽然是北欧五国之一，但其实面积比中国云南省还要稍小。这个研究在中国立的住么？或者说，不仅是金属乐，其他类型的音乐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人口学家们是时候研究一下网抑云了！

本文作者

闫誉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图文编辑

庄溪瑞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毕业生

参考文献

Elstad J.I., 1998, “The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5), 598—618.

Martikainen P., Korhonen K., Tarkiainen L., 2021, “Heavy metal toxicity and mortality—association between density of heavy metal bands and cause specific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mortality: population based cohort study”, BMJ, 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