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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高考结束了,高考到底改变了谁的命运?

作者:王子琼 

“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自2011年7月在网络上发酵以来,不断引发广泛的讨论。一方面,人们感叹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重点大学;另一方面,建国以来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一直在重点大学占据较大比重。那么富二代、学二代和普通人,究竟谁更有机会上大学?高等教育让人们有机会突破阶级代际传递的魔咒,同时我们也看到,来自乡镇农村、毕业或正就读于知名高校的“小镇做题家”,家庭支持作用有限、能力见识不足,在就业、实现向社会高层移动实际上面临着重重阻力。这种种现象使我们深思,高考到底改变了谁的命运?

 

谁更有机会上大学?

 

1、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

经济学常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人们用各种方式对自我进行投资,不是为了眼前的收益,而是为了获得未来的经济或非经济回报。因此,只有当上大学带来的收益不低于上大学的成本时,人们才会去上大学,上大学是个人的理性决策。但更好的高等教育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成本,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往往难以负担如此高昂的费用。因此,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人也许更容易上大学,也更有能力弥补上大学的经济成本。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孩子?

社会学认为个人上大学的决策可能是个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但是这种成本收益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上的考量,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ocial Economic Status,简称SES) 是不可忽视的。

从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开始,许多社会学家就认识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结构、兄弟姊妹数量等家庭背景因素都对个人受教育程度有影响。

威斯康星模型将教育期望(Expectation)等社会心理变量作为家庭背景优势和教育机会获得的中间变量: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一般被认为是更加聪明的,父母、老师或其他人认为他们更有可能上大学,给予其更多的期待和鼓励;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父母,也越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越期望子女获得较高的学历,并且更有能力为子女教育提供便利。

社会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在家庭背景与教育机会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和时间、精力投入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家长与其他孩子家长、老师之间的代际闭合可以形成支持性社群(Functional community),有利于各种有关孩子学习与生活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从而可以监督、鼓励、促进学生更加努力、有效地学习,最终迈入大学的门槛。

 

美国追踪调查数据NLSY(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1979)和WLS(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1957)显示,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相比,上过大学的美国人普遍具有以下家庭特征:父母学历较高、收入较高,家庭结构完整,兄弟姐妹数量更少。而且,个人高中成绩、能力、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周围人上大学的决策也对个人能否上大学有影响,这表明很多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此外,在美国不同种族的人上大学的机会也有差异,比如白人、亚裔比黑人、西班牙裔更有可能上大学(Brand & Xie,2010)。

 

在我国,2003-2015年九期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也反映相似的结论,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越大,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父母学历高、职业地位高的孩子更有机会上大学(郭冉、周皓,2020)。

图1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概率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总的来说,两种研究范式指向同一结果,即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人更容易上大学;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人需要克服极大的困难才有机会上大学。不同学者使用中美两国不同时期的调查数据得出的研究结果也支撑了这一规律。那么到底哪些人能从高等教育“洗牌”中获益更多?更容易上大学的人or更难上大学的人?

 

谁上大学能获得更大的回报?更有机会上大学的人?

积极选择假说提出:更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即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人上大学能获得更大的回报。积极选择假说深受人力资本理论范式的影响,强调经济因素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作用,也强调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竞争能力,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对教育的直接投资可以产生“投资→回报→更多投资→更多回报”的良性循环。积极选择假说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经济因素直接导致教育回报在不同阶层的不平等分配。Carneiro,Heckma和Vytlacil在2007年的《Estimating Marginal and Average Returns to Education》一文中对积极选择假说进行了验证。

 

更难迈入大学门槛的人?

消极选择假说提出:更难迈入大学门槛的人,即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不好的人上大学能获得更大的回报。消极选择假说则受社会资本理论范式影响,认为人们上大学不仅考虑经济因素,也受到社会规范和家庭、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优势阶层的个体上大学可能更多地出于文化期待而非追求经济回报;弱势阶层的个体从家庭获得的物质激励更少,因此更加追求大学教育带来的经济回报。图2更加直观地反映这一点:出身好的人即使不上大学也能获得较高的职业成就,上大学对他们而言只是“锦上添花”;而出身不好的人如果不上大学,既没有人力资本,也缺乏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难以立足,对于他们而言,上大学是很有必要的。

图2 出身、高等教育与职业成就

 

图3描述了美国男性的高等教育经济回报。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倾向得分越高的人,即入学概率越大的人,教育经济回报越小。比如29~32岁的男性,倾向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教育的经济回报减少5%,入学概率最小的男性在30岁左右时的教育经济回报为30%,而入学概率最大的男性在30岁左右时的教育经济回报仅为10%。换句话说,入学概率最小的人,上大学之后获得的经济回报会比入学概率最大的人多出20%。

图 3 美国不同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男性)

 

图4描述了美国女性的情况。与男性情况相同的是,倾向得分越高,即入学概率越大的女性,教育经济回报越低。与男性情况不同的是,女性的教育经济回报在不同年龄段是波动的,这与女性育龄期收入降低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关。总体而言,美国的数据支持了消极假说,更难迈入大学门槛的人能从大学教育中获得更大的回报。

图4 美国不同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女性)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消极选择?对于上大学可能性较小的弱势阶层的人,如果没上过大学的人,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不足以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竞争力;而上大学可能性较大的优势阶层,即使没上过大学,依然能够依靠自身的优势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优势。所以出现消极选择的原因不是高等教育能使更难上大学的人赚更多的钱,而是因为更难上大学的人,一旦真正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赚的钱实在太少了。

 

中间阶层的人?
 

学者郭冉和周皓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倒U型假说,认为上大学之后能获得更大回报的既不是出身好的人,也不是出身较差的人,而是中间阶层,如图5所示。

图5 我国2003-2015年高等教育回报模式

 

2003~2006年,我国教育回报率逐渐从较高倾向得分人群向得分较低人群转移。2003年之前的大学毕业生仍然保留了扩招前的部分“精英”特征,接受高等教育仍然可以获得客观的回报;而2005~2006年期间,教育扩招已推行数年,教育回报的天平不断向中层、底层倾斜。
2008~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回报模式趋于稳定,倾向得分值处于中间的群体教育回报率更高。换言之,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是社会地位上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层群体。

可能的解释是,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不太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在就业市场中依旧处于不利地位;而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家庭和先赋条件的优势掩盖了高等教育带来的正向激励。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在就业市场上取得相对更高的收益。
 

参考文献

[1] Brand, J. E., & Xie, Y. (2010). Who benefits most from college?: Evidence for negative selection in heterogeneous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2), 273-302. 

[2] 郭冉,周皓.高等教育使谁获益更多?——2003-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异质性回报模式演变[J].社会学研究,2020,35(01):126-148+244-245.

[3] 雷万鹏,钟宇平.中国高等教育需求中的城乡差异——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03):48-57.

[4] 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04):83-91.

[5] 赵延东,洪岩璧.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2,27(05):47-69+243-244.
 

本期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子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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