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似乎又兴起了一波对高校大学生“晚熟化”的讨论。从收益的角度来看，讨论大学生问题确实是一件稳赚不亏的事情，在当下这个焦虑的大环境下，层出不穷的此类文章就像一副副赛博安慰剂，不论是褒奖还是批评，总能戳中不安的中产们的肺管子，从而赚足流量钱。这两天再度引发讨论的三联的两篇文章《“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高校辅导员：1：200的24小时“服务员”》也没有超出这种模式：请几个人讲几个猎奇故事，并以一种看似客观、中立的第三视角将其编织、串联起来，最后证明中产们的焦虑确实是对的，“年轻人真的要完蛋了！”

简单总结下这两篇文章所描述的、令人感到不安的“晚熟化”表现：首先，“晚熟化”直接表现为大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足，比如感冒了都不敢自己去医院；其次，“晚熟化”更是一种幼稚的精神状态，即无法表现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应该有的自主性，如没有规划、不敢担责、无法与他人自信交流，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原子化”的“社恐”；最后，“晚熟化”的不仅仅是大学生，他们的家长也迟迟不愿放手，即使孩子上了大学也总想时刻了解他们的动向、为他们做好一切学业、就业安排。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对文中所描述的这些现象也是颇有感触。但文中的这些讲述无论被包装得多么客观、权威，本质上依然只是高校这一机构中的工作者（教授、辅导员）的讲述，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舆论场，就会看到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学校实在是管得太多了，学生根本没有自主发展的空间。这似乎构成了一组悖论：一方面，高校中的工作者感到大学生们过于巨婴，自己不得不又当老师又当妈，负担十分沉重；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大学生认为自己也想发展独立自主之人格，却被学校的种种规定、要求压制得根本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所有人都过得不满意？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系统下，却又要装作正常生活的样子，甚至真的以为我们在正常地生活。由于更大的、扭曲的系统被视作“正常”，其原本必然导致的正常的结果反而成了“不正常”。

1、“不正常”的系统的“正常”结果

在今天的中国，谈起大学的终极目的，大抵都是一副相当美好的图景：在这个已然祛魅的工具理性化世界，“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唯有大学作为所谓知识的殿堂还多少有些神圣性，人类的智慧在这里汇集、不断向“真理”迈进，而每个学生则都应像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长”那样，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理智和精神都得以极大发展。

这样的设想真的现实吗？是，也不是——如果说这些话的是一个欧洲人、美国人，那他基本没有错，因为无论是中世纪教会下的大学制度还是德国自由主义先驱洪堡改革后的现代大学制度，自治、自主不仅是理想的目标，也一直是大学建制层面的事实。尽管现代欧洲、美国的大学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也经历了科层化、企业化的转变（在我的前一篇文章中有更多讨论），但其在建制层面（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以及校园风气层面的自由化还是基本存在的。但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有多么美好的设想，他都必须正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那就是中国的大学与欧洲、美国的大学尽管名称一样，但在根本的建制、目标层面都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是历史性的、系统性的，若要完整地论述，不仅篇幅过长，我的能力也有限。但我们可以抓住其中的关键时点，把握大的趋势。这一关键时点就是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1952 年秋，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北京‘八大学院’等，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从此，民国时期更接近英美的大学教育体系被改造为苏联式大学体系，其本质特征，就是大学被置于全能主义的控制之下，完全失去独立性（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再到人事安排）成为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辅导员制度也在这一时期诞生。虽然没有经过严格考证，但可以推测，这一制度应该同样建立在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之上，即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优秀的民粹派文化传统相结合、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把马恩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改造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要“领导人民”的灌输论，必须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以强化人民的革命意志。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辅导员正是用于培养大学生（未来的技术工程师、干部预备役）的革命忠诚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单位制瓦解、现代化进程推进、大学扩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大学确实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也变得越来越和国际接轨接轨，但其作为行政体制的延伸的本质却没有改变：从招生（依然是分省定额制度）到最高的人事权（校领导的任命），大学依然没有任何决定权；辅导员和学工制度依然存在，并继续承担着大量行政管理的职能，这在疫情防控期间已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无需多言。然而，今天的绝大多数人却对这些基本事实避而不谈，只是空洞地批判“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像西方那样开放给公众”、“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生没有对真理的好奇心、没有独立自主之精神”。他们看不到现实，自然也没有想过大学师生是否真的像自治的西方大学那样可以公投决定是否开放校园，也没有想过以培养工程师和干部预备役为目标的分科制、专业化的苏联式教育模式中到底有没有“真理”的位置，更不曾想过如果一个学生在这一层层监管的行政机构下有了些“独立自主”的行为将会遭遇哪些惩罚。

此外，大学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也不是孤立的，只是更大的、“不正常”的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一由小学至大学的教育系统——依然是普鲁士、苏联式的规模化与分科化的，同时还融合了儒家的科举制传统——在整体上一以贯之地磨灭人的自主性。今天有许多人都在疑惑，为什么现在这些名校大学生明明那么优秀，心灵却反而更脆弱了，这其实就是整个教育体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以实用性、选拔性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加上科举制的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以分数为标准的、一元的优绩主义，在这一模式下，人的自主性完全依附于分数与排名。如果说“独立自主”就是要成为康德那启蒙主义式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的目的人，那么这种优绩主义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人的先验范畴只有被用于提高分数才是“正道”，此外的一切学习、了解过程都是“不务正业”；所有人都被置于永恒的排名之中，周期性的考试不断制造等级差距，学生被分为三六九等，“自我”不是一套稳定的价值系统，而只是内化的优绩标准（成绩、学历）。由于考试中胜出的人永远是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优绩往往还不具备完全的肯定性，因而不会被完全采纳；但对于那些胜出的佼佼者、也就是名校学生，优绩一方面是自信的来源、给了他们相对于其他同龄人更多优越感，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更容易丧失真正的自主性、依附于这一不稳定的外在评价标准。优绩主义下的“优秀”并不会转化为内在的自信，反而会让自信更加脆弱，最终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怪像”：大学生没有作为成年人的自主性、名校的优秀大学生反而格外脆弱。

当然，如果这一教育体系有一个与之相配的社会体系，那么它也并非“不正常”。就像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在大学教育体系之外还有户籍制、单位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设计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如发展主义）安排，一位只接受了做题训练和分科的专业化教育、不断被塑造革命意志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也只需按照组织安排，前往特定的岗位，做特定的工作。然而，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配套设施、代之以（尽管不完全）自由市场，社会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大学（乃至整个）教育体系却没有任何本质性改变。而大多数人也被发展所带来的、与西方大学相似的表象所迷惑——我们这难道不是“大学”吗？怎么我们的大学生就有这么多问题呢？我怎么这么累呢？双方都抱怨不停，觉得对方“不正常”，而不曾想过，我们当下面临的境况或许才是这个系统本身的“正常”结果，“不正常”的是装作在“正常”环境中生活的自己。

2、我们该如何抵御系统性的“不正常”？

如果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那作为普通个体的我们还有机会重塑“健康”的生活吗？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尝试、实践的问题，而即使我已经思考了这么久，我也依然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不过，我想有一点是必须的：停止假装“正常”生活，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巨大“不正常”。对于高校中的工作者们来说，大概就是认识到自己只是行政体制的一部分，不仅那些行政任务本就是你们的职责、你们自己（作为行政机器的一部分）的存在本身也正是导致现状的部分原因（看完开头两篇文章，里面无论是教授还是辅导员，都觉得自己尽职尽责、问题都出在学生，不禁感慨这真是阿伦特讲“恶的平庸性”的完美案例）；对于学生们，就是要明确自己只是被当作流水线上的工业品被生（培）产（养）、被希望最好是没有任何主体性的工具人而被监视。只有理解我们所处的真实的环境，我们才有可能脱离低级的自我责备、相互责难，寻找真正有效的、改善我们处境的方式。

至于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只有我们在生活中真正地探索后才能知晓了。不过我敢肯定，它绝对不会是我们敬爱的甘阳老师所说的“多组织学生去农村社会实践”——这依然是把学生当作没有主体性的物来看待，区别只在于，我们甘阳老师还觉得这些产品的质量有点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