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为庆祝《哈利·波特》上映20周年而筹办的纪念特辑活动未将原作者JK罗琳（J. K. Rowling）列入受邀名单，一时间再次将罗琳因跨性别相关言论而遭遇的抵制呈现于聚光灯下。根据罗琳官网的澄清长文（2020年6月10日），这场持久纷争的导火索始于2019年12月她在推特上力挺因被认定发布“恐跨/仇跨（transphobic）”言论而失去工作的税务专家Maya Forstater。Forstater曾在推特中表达“男人不可能变成女人”，而罗琳也多次陈明“生理性别是真实的（sex is real）”，其中均透露出（生理）性别由生物基础而定义的内在意涵。

争论的另一端呼吁英国《性别承认法案》（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的改革，该法案为跨性别者所偏好的性别身份获得法律承认提供了依据，但自实施之日到2018年，仅有不足5000人获得了性别承认证明（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法律承认过程中非必要的侵害、侮辱和冗长受到诟病，于是“去医疗化”、加快并简化流程的改革方案被提上讨论日程，其中之一便在于引入基于自我声明而非医学把关的承认流程。艾玛·沃森也曾在推特中写到：跨性别者说TA们是谁，TA们就是谁。由此不难窥见其中主张：（社会）性别取决于个人的性别身份认同。

以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从Forstater申请劳动仲裁的败诉结果和罗琳频频遭遇割席的现实处境来看，似乎性别身份认同的立场占据了上风。那么，生理性别还具有意义吗？本文的讨论由此展开，以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理解性别。

Sex还重要吗？

生理性别的意义，即便对于跨性别者而言，往往也是难以否认的。记得李银河与她的生活伴侣大侠曾接受采访，大侠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他非常开心地表示，时隔多年爸爸终于看懂了他是什么人，说“你就是一个男人”。他因厌恶自己的胸部而进行了跨性别手术，并不无感慨地表示“期盼我是一个健全的男人”。可见，即便不能同意他们的性别需基于生理性别而定义，但将生理维度纳入对于“完整”性别的认识之中，在跨性别群体内仍不乏其人。更有主张从四个维度理解性别，分别是：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以及吸引（attraction）。其中，生理性别由生殖器官、染色体、荷尔蒙、身体发肤等构成；性别身份意指对于自我的心理认知；性别表达是个体通过外在形象、言谈举止、行为姿态等方式对外呈现的自我的性别；而吸引则包括了性吸引（sexual attraction）和浪漫吸引（romantic attraction）。就此而言，生理性别虽不等同于性别，但至少在现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仍不能被排除在性别的框架之外；而性别的每一个维度都以连续谱而非二元区分的状态存在，由此构成的丰富性可想而知。

图片来源：https://www.genderbread.org

事实上，突破将性别视为一种自然的、固有的、本质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是性别研究发展的基点，社会性别（gender）的提出及其与生理性别的区分更为“社会与知识的性别构成”得以凸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资源。社会性别体现了社会赋予不同性别类别成员的社会意义，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现实之中，人们萦绕于心的关于理想化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刻板想象，便是这种社会建构的典型产物。然而，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缺乏联系。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所占处境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并非只此一点就足以界定女人。这个因素只有通过行动和在一个社会内部被意识承担起来，才具有体验过的实在。”社会性别恰恰是社会处理身体、生殖过程以及生理基础的方式。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它是以生理性别差异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社会创建、规范和彰显权力秩序的首要方式（Scott，1986）。现代权力是一种生态权力，其策略的首要目标指向身体。父权制下，女性的身体成为权力操控的对象，遭到控制、改造与规训。《伦敦生活》提到更年期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它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你不再是奴隶，不再是一台机器。这一说法能够引起共鸣，正说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透过被污名、被凝视、被物化和性欲化的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身体体验着权力的压迫。因此，身体与生理性别对于理解社会性别、理解性别权力的运作机制，特别是女性对于男性的屈从，具有重要意义。

Is Sex Real？

罗琳强调生理性别是真实的存在，不仅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一致，而且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台湾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洪兰教授曾在TED做过一期“脑科学揭露女人思考的秘密”的演讲。根据大脑结构的不同，女人平均每天讲20000字，男人7000字，从而为“女人爱唠叨”的千古谜题提供了解释；女人处理颜色和地标的脑部构成比男生大，男人处理距离和方位的构成更大，所以女人如果向男人问路很可能不得要领；男人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比女人快52%，能够更快地处理和恢复情绪，所以还在为吵架生气的妻子看到丈夫在一旁呼呼大睡便不足为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生理性别差异的客观实在是需要得到承认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生理性别差异只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呢？答案却不尽然。社会之中充斥着“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声音，在夸大男女之间差异的同时，遮蔽了对于他们共同之处的认识。女性主义学者盖尔·卢宾（Rubin, 1975）指出，“男人和女人当然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并不像日与夜，天与地，阴与阳，生与死那么不同。事实上，从自然的角度看，男人和女人比起他们与其他东西——例如山、袋鼠或椰树——都要接近…… 相斥的性别身份不是男女间自然差异的反映，而是对他们共同点的压抑。”所以说，基于唤醒性别主义（sexism）的目的，生理性别被有目的地操控了。生理性别差异作为一种社会安排的合理依据被提出，而制度安排又进一步生产和强化了这种差异，这是戈夫曼（Goffman, 1977）“制度的自反性（institutional reflectivity）”所揭示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认识到的生理性别，不仅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建构。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对于社会性别的解构将此番理解推向更前。在她看来，生理性别并非由男女在身体形态或功能上的不同而决定，而是社会性别要求之下的一个意义容器。它将身体形态、器官功能、性与性快感模式、生育角色等内容捆绑在一起，塑造为一个“自然的”“有机的”物质化的整合存在（范譞，2019）。据此，我们不应把社会性别只看作是文化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上的铭刻，而是使生理性别本身得以生产的机制。就两者关系而言，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并不是文化之于自然的对应。社会性别是话语/文化的工具，借由此，“生理性别化的自然（sexed nature）”或者“自然的生理性别（a nature sex）”得以生产，并被建构为 “前话语的（prediscursive）”、先于文化的、任由文化在其上施以作为的政治中立的表象（巴特勒，2009：10）。至此，将生理性别仅仅作为一种客观真实而全盘接受，未免低估了社会性别机制对于社会图貌的精雕细琢。

Being VS. Doing

有报道称，英国监狱曾出于对跨性别者的尊重，将一名尚未完成变性手术、生理性别为男性但性别认同为女性的囚犯关入西约克郡女子监狱，在服刑期间TA性侵了4名女狱友。2018年，田径选手Yearwood是一位性别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者，她被允许以女性身份参加女子比赛，结果以男性的身躯在女性的赛道上将其他本就是女性的选手甩得远远，并且打破了州记录。据此提出异议，并对英国《性别承认法案》的改革倡议表示担忧，大概不能简单粗暴地扣之以“恐跨/仇跨”的高帽。性别的确认仅取决于个人“所宣称的”性别身份认同，在法律和社会生活层面不免带来现实问题。康奈尔（Connell, 1995）提醒我们，性别并不重在人们是什么（what one is），而重在他们做了什么（what one does）。她将性别视为一系列社会实践的形构（a configuration of social practices），正是这些实践将身体之间的生殖差异纳入到由社会性别结构所规范的社会进程之中，进而实现了性别作为个人核心身份与社会基本结构之间的勾连。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West & Zimmerman, 1987）提出的性别实作（doing gender）则突出了性别在日常互动中的情境化生产。性别并非一个固定身份，而是一种嵌于日常互动中的惯例式实现（a routine accomplishment）。性别实作居于社会互动的核心位置，包括一系列由文化规范和价值理念所指导的有意识的、互动的微观政治活动，诸如交谈、家务工作到互动风格，以及经济行为等，旨在表现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本质”。这些日常行为需要为它们所预设的或男或女的性别类别负责，而据此所产生的行为本身就是性别，而不是性别的产物。也正为如此，性别总是处于协商之中，而恰当的性别实作对于维持和强化性别身份具有积极意义。不难看出，性别身份当然关键，但个人性别身份的认同并不只停留在“宣称”层面，更加渗透和呈现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李银河曾撰文谈及与大侠的初识，印象深刻的两点一是他开着深色的桑塔纳汽车，那在90年并不多见；一是不容分说地结账，在那时算是奢侈消费的麦当劳。很显然，两个生活细节都充分展现了典型的男性特质，而他的男性身份正是在这些细节的绵密交织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大侠的这些行为、姿态与演绎实践都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ity），虽然操弄了生理上的身体与被表演的性别之间的差别，但仍体现出一种屈从于异性恋霸权框架的局限（巴特勒，2009）。正是由于这种屈从，二元性别的划分以及与生理基础的捆绑，不断制造着跨性别者对于“健全”性别的渴望和源于自身“残缺”的焦虑。

结语

回到罗琳所陷入的论争漩涡，这里只围绕性别究竟取决于生理性别还是性别身份展开讨论。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双方所执立场貌似对立，却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对于性别认识与理解的片面化。对于性别的论断自古有之，诸如毕达哥拉斯所说“有一个产生了秩序、光明和男人的好本原和一个产生了混乱、黑暗和女人的坏本原”，不胜枚举。一路走来，我们对于性别的认识伴随着社会和性别研究的发展，在批判中不断实现突破。在现有的认识中，性别既非自然的、本质的或生理的存在，同样也不能脱嵌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生活实践。从单一维度审视性别所导致的片面、绝对与排斥，制造了论争双方的剑拔弩张，终无益于任一受压迫性别群体利益的保护与拓展。

前文谈到，多维度审视性别帮助我们认识到它的丰富构成，突破了男女二元的性别对立，推动了多元性别的社会承认。然而，社会制度安排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异性恋框架下性别二元的出厂设置，实为以上纷争的结构性背景。只见得，对峙双方在逼仄不堪的社会空间中围绕有限的资源、机会与权力你争我夺；却不见，对于深层次偏见、共同遭受的歧视与剥削以及结构性压迫的觉察、反思和挑战。到底是什么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如果运动场上开辟出一条跨性别者的跑道，公共卫生空间的设计能够有效满足不同性别群体的需求，包括监狱在内的不同设施、组织、机构与制度的安排切实承认和回应多元性别的权利，那么这个性别化的社会是不是更加美好一些？性别实践仍在继续，对于性别的认识也未完成。在持续的进行时中，不妨展望一下卢宾（Rubin, 1975）描绘的另一个社会图景，期待其中充满了自由与平等。

[I dream of ] an androgynous and genderless (though not sexless) society, in which one’s sexual anatomy is irrelevant to who one is, what one does, and with whom one makes love.

主要参考资料：

1.Goffman Erving. 1977. “The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Sexes”. Theory & Society 4:301-331.

2.West Candace & Zimmerman Don H.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125-151.

3.范譞，2019，“社会性别”概念的确立与解构，学海，5:16-21.

4.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风译，2009，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三联书店.

5.Fair Play For Women (FPFW). The 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 What Does it Mean for Women? 

获自：

https://fairplayforwomen.com/gender-recognition-act-2004-explained/ 发布于2018年1月9日.

6.Hilsenrath Rebecca. Reform of the Gender Recognition Act. 

获自：https://www.equalityhumanrights.com/en/our-work/blogs/reform-gender-recognition-act 发布于2020年7月16日.